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已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毛泽东创新的财政实践具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鲜明时代特征。

财政的独立自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

1800年前后，西方因工业革命的成功带来突飞猛进的发展，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展示了现代化的景象。但是其发展却是建立在对外掠夺的基础之上。这种掠夺式的现代化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拉丁美洲人曾用“被切开的血管”来描述自己的命运。与世界其他文明一样，当时还在缓慢发展的中国也成了他们奴役和吸血的对象。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碾压之下，当时的中国毫无还手之力，国家濒临灭亡，人民痛苦不堪。毛泽东曾经描述当时中国的惨状：“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五十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

近代以来，很多资产阶级学者希望效法西方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从最开始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后来的“全盘西化”，各种思想竞相引入。在财政方面，中国也很快建立西方式的财政机构，采用西方式的财政管理制度，引进西方式的税种，但很多人很快就认识到要建设现代化的中国财政，不仅要学习西方先进知识，还要突破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其中就包括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盛世危言》指出晚清财政的主要问题是国家财政主权的丧失、国家财政利益的外流、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财政掠夺。财政的主要矛盾，不仅是国内的矛盾，还有和列强的矛盾。而与西方列强的商战是国家财政的主战场，提出要力争财政主权。正如毛泽东所说，“先生老是侵略学生”，“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毛泽东曾多次回忆《盛世危言》对他思想转变的影响。他曾对采访他的外国记者斯诺说：“我读了一本叫作《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在探寻中国现代化路径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没有把人民幸福简单地视为人民生存和生活问题，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指出当时中国民生凋敝的根源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党的二大宣言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多半是靠掠取非洲和亚洲做大市场和大掠夺场”建立的“侵略的积累”，破坏了全世界的经济秩序。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另一面是在其重压下的“全世界有十二万五千万的殖民地和被压迫国的人民”，中国因有“广大的肥美土地，无限量的物产和数万万贱价劳力的劳动群众”，也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垂涎的争夺地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代表着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提出要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描绘了中国未来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及如何更好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他指出“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中国革命的成功，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开辟了一条独立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同时，也反对闭关自守。他提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强调“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并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搬，机械搬运。”

自力更生是独立自主发展的基点

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思想是与自力更生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独立自主，就要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自力更生的成果就无法保住，就无法建立推进现代化的积累。没有自力更生，就无法建立一个富强统一的新中国，没有独立自主的基础和底气。近代以来，在世界的现代化浪潮中，总是充斥着霸权的争夺。一些国家在积极谋求本国的经济独立和现代化的同时，却想效法西方通过对外霸权加快国家发展，助力其现代化进程。日本明治维新时，总结西方发达的经验就是“通商于万里之外国，将诸邦的宝货输入本国，以大商之道大富其国……而悉呈武，以小国摄大国……美哉！勇哉！可思可思。”日本的现代化路径不仅给东亚各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的伤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就提出不能像西方那样通过掠夺和不平等的贸易筹集建设资金，只能依靠我们自力更生，发展经济。毛泽东强调“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经济落后，另一方面又饱受帝国主义盘剥。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推动国家现代化，一是就要取得国家独立自主，二是就是集中有限力量发展经济。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逐步探索出一套全新的财政学说，不仅保证了革命战争的需要，还发展了地方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这一财政学说，从实践的、零散的财政认识出发，逐步构成一个体系完整的财政基础理论框架，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完善。这一新财政学说的基础是“经济—财政—经济”模式，通过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通过财政推动经济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是社会发展的主轴。在革命战争最激烈的时刻，毛泽东就强调“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要将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放在自身经济发展基础之上。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时，提出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从发展国民经济的出发点来增加财政收入。到陕甘宁时期，就明确提出了财政和经济的关系：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强调财政工作不能“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指出：“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

新中国成立后，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尤其是重工业建设筹集资金就成了财政的一项艰巨任务。毛泽东制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筹资方案，提出“用一切办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这也就意味着，新中国必须依靠本国的积累实现现代化。而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刚经历了连续几十年战乱，国民经济处于濒于崩溃，财源破坏严重的农业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满足人民的当前利益，提高积累率发展生产是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如何解决人民长期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矛盾、如何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成了当时财政理论的重要问题。毛泽东指出：“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怎样才算恰当，这是一个关系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大问题。”毛泽东多次强调一定要兼顾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一五”期间，国家依靠自力更生，利用财政积累，有力保证了“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同时也为新中国财政培育了新财源。到1957年工业部门缴纳的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上升到50%以上，极大增强了财政实力，为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毛泽东“经济—财政—经济”的发展公式对推进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时期虽然因为采取了“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特别是一些时期片面追求发展的高速度出现了“重积累，挤消费”，影响了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做出了很大牺牲，但是基本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在国防尖端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极大增强了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防防御能力。

毛泽东还十分重视通过科学技术来加快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强调“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先予后取的财政政策，通过向人民传播科学知识，帮助人民改良生产方式发展生产，进而提高财政收入。将“经济—财政—经济”扩展为“财政—科技—经济—财政”的发展模式，建构了将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和经济发展相结合的财政政策。根据地时期，在财政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就拿出大量资金支持科学的发展。不仅聚焦农业、军工、医药等急需的领域，而且注重基础研究的发展。1940年，在财政最困难的时期，中央财政经济部直接组织筹办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毛泽东号召“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他十分重视科研人才，指出：“没有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作，就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也不能建设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把科技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大力推进。毛泽东提出推动国家工业化的实现，要“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将科学技术革命提到了实现工业化的前提的高度。毛泽东也十分重视科学的自力更生，要求集中有限的资金重点引进紧缺的技术，要采取融合更新、消化吸收的方式，有分析、有批判地转化为自己的先进技术。他说：“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毛泽东还创造性地创建了科技举国体制，突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科技基础薄弱的困境。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高度赞扬毛泽东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货币体系的成就，认为这是500年来头一件大事，只有上看货币财政独立，下看基层建设，才能“掌握中国长期革命的真实性格”。时代孕育了思想，实践催生了理论。毛泽东在艰难环境中创建的独立自主的财政理论不仅对我们今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着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进程亦有着重要的意义。

（史卫，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三级研究员，中国财政学会财政史研究专委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