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卫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构建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财政理论，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显示出强大的真理力量。

毛泽东的财政实践与理论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和延安时期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也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发表了关于财政理论的几篇重要文献，对财政理论创新作出了原创性、体系性、奠基性的贡献。

毛泽东的财政实践是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的。在革命根据地建设初期，财政应当怎么做，大家都没有经验。一是沿用旧的财政体系，就是通过土豪劣绅和旧的财税制度来筹款。这也是历史上改朝换代常用的办法，能很快筹得款项，但结果是修复旧的体制，重新将财税负担转嫁到一般贫苦的工农和小商人身上，显然是违背党的初心和使命的；二是打土豪筹款，即没收军阀、土豪和地主的财产，但如果对地方情况不是很熟悉，执行起来容易造成混乱。而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却努力将革命理想植根于财政实践之中，在打土豪的基础上，实行土地革命，给农民分配土地，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通过促进农业生产来增强财政。毛泽东也非常重视财政工作的制度化建设，设立财政部充分发挥财政部门的职能作用。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土地法》，将土地革命与土地税的征收纳入法制轨道。在税制规定上，充分照顾老幼疾病和考虑自然灾害的影响，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的利益。毛泽东还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等财经纪律列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正确处理各种财政关系，建立根据地财政起了重要作用。在财政支出方面，秉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建立了官兵一致的供给制。这一时期，毛泽东对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毛泽东总结了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将建立“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作为红色政权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条件，从政权建设的高度明确了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毛泽东描述红色政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的财政思想也孕育于这一时期。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区域政权建设，财政工作也进入了新阶段。经过几年的根据地财政实践，1934年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系统提出了财政主张，初步构建了一个财政理论的基本框架，即财政工作的基本方针是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主要通过税收来筹集财政收入，税制原则上采取统一的累进税制；支出坚持节省原则；财政政策要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关心群众的一切实际生活问题，满足群众的需要。

1942年12月，毛泽东发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构建起一个比较完整的财政学体系，这是毛泽东财政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一是在此前发展生产开辟财源的主张上提炼出“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的原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他将发展生产看作解决财政问题的中心环节，强调不能把经济工作“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二是在财政收入方面，提出了“大仁政”的思想，既要保障供给，又要兼顾人民的困难，只有保障了供给、打败了敌人，人民才有好日子。三是在支出方面，在此前节省原则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通过精兵简政实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标的制度构想。四是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财政工作第一位是“予”，第二位才是“取”。“予”就是要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来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侵略，山河破碎，生灵涂炭。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拉开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很多资产阶级学者希望效法西方推进中国现代化，从最开始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后来的“全盘西化”，各种思想竞相引入。也有财政学者引入西方财政学说，希望以西方最新的财政思想及最近的财政学说，引进最优良的税法来推进中国财政制度的现代化改革。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却在中国最贫瘠的地区探索出一套全新的财政学说，不仅保证了革命战争的需要，还发展了地方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这一财政思想，从实践的零散的财政认识出发，逐步构成一个体系完整的财政理论框架，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完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实现工业化、推进现代化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急躁冒进的教训，毛泽东在发展过程中，对财政问题也进行了诸多理论思考，对财政与经济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财政与人民的关系等各方面都有了更深刻的阐释。在毛泽东财政思想的指引下，国家财政在极度困难中，逐步理顺各种关系，在支持经济发展的同时尽力改善人民生活，不仅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建构起了体系完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学基础理论体系。

毛泽东财政创新的时代启示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财政实践和理论创新对我们今天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财政理论创新。毛泽东在求学时代，不仅系统阅读了《通典》《通考》《通志》三通等古代财经制度类书籍，对古代财政制度有深入了解，而且认真学习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国富论》）等西方经典财经名著，在学习中“注意中西之比较”，打下了较好的财政学功底。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在反复比较和鉴别中，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从此一生追寻，矢志不移”。毛泽东同志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具体实际之“的”的伟大实践，为我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光辉典范。毛泽东不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还积极投身群众斗争实践之中。毛泽东阅读和研究马列著作总是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财政理论探索上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主动从事理论建设工作。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进行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时期，《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是财经理论探索的重要阶段性成果。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系统研读了《资本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经济学大纲》和《政治经济学教程》等，还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两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著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毛泽东探索财政理论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也正是在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最基本原理的基础之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的理论，从理论上阐明了财政可以运用财力分配和政策措施来影响经济的基本规律。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系统学习了苏联政治经济学，发表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重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的财政理论体系。

毛泽东在财政理论的探索上也注意吸纳中华传统优秀财政思想，如民为邦本、轻徭薄赋、平均负担、崇尚节俭等。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曾关注中国古代财政思想，对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都曾提出过批评。青年毛泽东指出“古今制度不同而理则不易”，财赋制度虽然古今不同，但“财之为裕国”是一致的。中华优秀传统财政思想对毛泽东财政思想产生一定影响，但是他没有停留在传统的财政思想，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超越了传统财政思想，对传统财政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极大丰富和升华了“民本”“仁政”“节用”等传统思想。

坚持财政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由于中国是在极为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毛泽东对财政理论的探索只能从革命实践中一点点积累起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毛泽东在财政理论建设上，始终重视与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具体的财政实践相结合。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名的调研报告，其中已经有了对财政问题的分析，形成了一些基本认识。在抗战时期毛泽东亲自兼任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主任，财经问题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1942年，毛泽东在写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前，曾就财政问题与经济问题展开了密集的调研工作，他通过座谈会和书信方式与林伯渠、谢觉哉、李富春、南汉宸等进行了深入交流。他在写给谢觉哉的信中强调要深入探索财政问题的“规律性或决定点”，在给南汉宸的信中提出要使广大干部看了能“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做法”。这期间，毛泽东经过长期的调查和研究，还参阅了从重庆带回的大量财经书籍、杂志、年鉴，最终完成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时任陕甘宁晋绥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贺龙读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后，感慨道：“真正具体解决了边区当前最重大的问题。……比我们负责领导财政工作、经济工作的任何同志更懂得边区情况，因为他有正确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在边区的具体运用，是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从财政学的视角，我们也可以说毛泽东开创的财政理论是一部活的马克思主义财政学。毛泽东财政理论来自对革命实践中经验教训的总结，并不断在实践中应用、丰富、完善、创新，其创造性在于准确地把握了实际情况。与一般经院式的思辨型的理论创造完全不同，这也是马克思财政学中国化的过程。

坚持财政理论创新和国家治理相结合。毛泽东对财政理论的认识从一开始就跳出了单纯的财政视角，而是从国家治理的结构中去认识，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认识财政与政治的关系、财政与人民的关系、财政与经济的关系、财政与社会再生产诸环节的关系，把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所有制关系和人民财政内在地紧紧结合在一起，从而建构起全新的财政理论框架。这与“就财政谈财政，就概念论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毛泽东始终从革命战争的全局、从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来探索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在革命战争时代，毛泽东就提出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的财政原则，新中国成立后又进一步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强调要统筹兼顾各种关系，指出“平衡是个根本问题”。从政治家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发挥两个积极性思想。毛泽东财政思想至今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对我们今天探索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史卫，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三级研究员，中国财政学会财政史研究专委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