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商税分为住税与过税两种：住税是对店铺出售商品征收3%的落地税，过税则是对行商通关的商品征收2%的通过税。随着商品在全国范围内流通，每经过一个税场就收一道过税，以致“一物而征之至十数次”，这大大提高了商品价格。宋初规定，对米谷、茶盐等生活必需品免税。但到了元祐年间，地方开始对商贾贩运粮食征收五谷力胜钱，将其作为地方财政收入。而且，有的州县征收，有的州县免征。由于税收政策的不统一，粮商不甘负担以前没有的税额，便不愿运粮至征收五谷力胜钱之地，导致这些地方粮米紧缺，价格高涨。
元祐四年，浙西先水灾后旱灾，浙西路下辖各州中的杭、睦、衢、婺等州郡粮食均不能自给自足，而苏、湖、常、秀等地虽丰收但因粮食出境需纳力胜钱，商人无利可图，不愿外运，正所谓“商旅算计脚钱本重，无由兴贩”。根据《元祐编敕》规定，即便是原来开征力胜税钱之地，如受灾伤，也应免征。但各路转运司为确保收入并不遵照执行，还以各地年初制定的农业税收任务进行考核地方官。作为杭州知府，苏轼据实上奏灾情，连上两道奏折——《论浙西闭籴状》和《再论闭籴状》，恳请皇上和太皇太后敕令转运司执行免税规定。然而，他的建议因涉及各地粮食调配，最后未被采纳，问题最终通过中央政府赈灾的方式解决。
元祐六年十一月，出知颍州的苏轼再次给朝廷呈上两道《奏淮南闭籴状》，起因是本州旱灾，粮食无收成，向邻近的光州购买粮食，可淮西路监司违背国家规定，私立赏格，不准卖米及谷种过南界。相邻两州因此事发生冲突。苏轼在奏状中列举了大量淮西路自行规定禁止籴谷米出界的事实，最后建议朝廷责令淮西转运、提刑两司解除禁令。虽然此事主要是地方间关于农产品的保护贸易和自由贸易之争，但在奏状中也涉及形成“地方保护主义”的税收因素。苏轼分析道：“灾伤地分，并不依条免纳力胜税钱，于官并无所益，依旧收籴不行，徒使百姓惊疑，各务藏蓄斛斗，不肯出粜，致饿损人户，为害不少。”也就是说，如果受灾州县不按规定免税，其他地方的粮食运入依旧要纳税，就会使谷米滞运，不能入境。因此，他在两道奏状中反复强调，请中央政府勒令淮西路“勘会辖下，如系灾伤地分，不得违条收纳米谷力胜税钱”。
元祐七年十一月，已经回到京城担任龙图阁学士兼兵部尚书，同时兼哲宗侍读老师的苏轼深入研究了五谷力胜税钱的由来，专门提交了《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对停征该税的必要性进行了详尽论证。苏轼首先回顾了在杭州任上亲眼所见中产之人身穿金玉却因无粮饿死街头的惨状，并认为缺粮与对粮食征税有关。接着指出，即使按元祐朝的规定对灾伤之地免征，但从外地运粮过境仍会因被收税而受阻，“谷所从来，必自丰熟地分，所过不免收税，则商贾亦自不行”。当时有人建议对灾伤相邻的路州免税，苏轼认为，若从邻路州之外运粮，仍不能免，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法。在列举了天圣和元丰两代颁行的对粮食免税的法令后，苏轼继续分析免征五谷力胜钱的长远好处：“五谷无税，商贾必大通流，不载见钱，必有回货。见钱回货，自皆有税，所得未必减于力胜。”也就是说粮商到外地卖粮后回程不管是带现钱还是其他商品，均可征税，税收所得未必会少于对粮食征税的收入。这样做的好处还在于，对灾伤之地只要有利润可图，商贾自会按供求关系运销粮食，就不需官府赈救，节省了国家的储备粮。最后，苏轼建议废除近年弊法，专用完全免税的天圣法令。但因地方反对，官家也考虑税收减少的损失，他的停征建议未被采纳。
元祐八年三月，苏轼已改任礼部尚书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官职更高了。他见朝廷对去年底的上疏毫无反应，又进呈《缴进免五谷力胜税钱议札子》，继续催促朝廷免税。他先以宋仁宗颁行《天圣附令》免农产品税赢得民心为由，劝哲宗效仿先人仁政，然后指出元祐朝的敕令“旧收税处依旧例”，导致“商贾无利，有无不通，丰年则谷贱伤农，凶年则遂成饥馑”，因此应豁免此项税收。可札子送上去后，依然未被皇帝接受。
事实上，直至整个北宋时期都未执行对粮食免税的政策，直到宋室南渡后，才正式规定减免五谷过税。
不管是作为地方官还是朝中重臣，苏轼长期关注并坚持应对农产品免税，确系心怀民瘼顾念苍生。这当然跟他在杭州为官亲身经历的人间惨剧有关，所以多年来念念不忘。但客观分析，不得不说他的建议缺乏操作性，难以采纳。
五谷力胜钱与近代中国曾国藩湘军在扬州开征的厘金颇为相似，两者最大的弊端都是重复征税，并转嫁为商品加价，加重了最终消费者的负担。尽管此害众所周知，但一旦某个税种成为地方收入来源的支柱，不论其出台的起因缘何，只要地方支出对此形成依赖，便很难主动取消。中外商民深受厘金之苦久矣，上至李鸿章、袁世凯，下至普通市民，外至多国使团，内至总理衙门，各方人士均呼吁裁厘，但数十年间，厘金已然固化为地方既得利益，难以撼动分毫。历经晚清、北洋两朝裁厘都未能推进，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弥补地方收入损失的途径。直到国民政府以革命的姿态取得政权，打出关税自主的旗帜，才将裁厘提上议事日程。在中央政府与各方势力博弈的基础上，最终选择以中央开征货物统税、地方征收营业税的方式，换取了对裁撤厘金的支持。
再回望八百年前，苏轼只是看到了问题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空有一腔孤勇，却得不到皇帝的支持，也得不到主管部门的响应，终究难以成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也反映出他对经济规律认识的历史局限性。
（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学财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财税理论与财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出版学术著作、教材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五十余篇，报刊评论文章五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