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阳

随着电视剧《长安的荔枝》热播，马伯庸笔下的荔枝使把我们一下子拉回到一千多年前的唐玄宗时代。荔枝使固然是马伯庸的杜撰，但是唐代的确出现过名目繁多的“使”，可谓中国财税史上一道奇观。

300多种唐代使职

唐代的各种“使”，正式的名称是“使职”，指皇帝临时派遣、专掌某一方面事务的官员。根据史籍记载，这类因事而设的使职，最早出现在两汉时期，当时有20种左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略有增加，隋朝有十多种，到唐朝一下子增多到300多种，还有专门的使职差遣制度，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与财政税收事务密切相关，例如：度支使、三司使、盐铁使、铸钱使和市使、市舶使、租庸使、两税使、青苗使、税盐使、转运使等等。

使职有一些明显特征：皇帝钦差，权力极大；临时设置，事罢则停；没有固定员额和品秩，完全根据皇帝需要而定；没有确定的执掌和统属。唐代早期，使职的命名不规范。唐代中叶以后，随着部分使职久设不废，开始具有确定的员额、执掌与统属，且长期不变，类似正式在编官员，不过，作为皇帝临时派出的钦差，使职始终没有固定品秩。

使职最先出现于军事、财政领域，是皇帝为了管好枪杆子和钱袋子而在固有行政体制之外设置的一套治外法权。使职依托皇权，极大地冲击了原有行政体制中的官员职责和权力。

国家财政和皇室财政

开元天宝年间使职的大量出现，究其源头，在于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分立的制度。

夏商西周三代，家国一体，没有明确的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的分治。秦汉时期，随着专制集权国家体制的逐步建立，皇帝的家事与国事逐渐分开，管理国事的朝廷与管理皇帝家事的内廷权责日益明确，形成相对独立的两大收支管理体系，并有相应的库藏系统。在支出上，军费、百官俸禄、水陆交通、农田水利、祭祀、抚恤救济、赏赐及教育、移民等项费用开支归国家，皇室财政负责皇室的膳食、被服、器物、舆马、医药、赏赐、后宫、娱乐及宫室与陵寝的修建等。

西汉国家财政和皇室财政这套分支体系基本被后世政权继承，不同时期在财政来源划分和具体管理职官机构上有微调。

唐代前期，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界限明确，有不同的财政收入来源、管理机构和财物储存仓库。国家财政的管理机构主要是隶属于尚书省的户部，此外刑部、工部、兵部都有一些财政管理的职能。相应的国家仓库主要是左藏、右藏、常平仓和太仓。

皇室财政管理机构包括管理天子服御之事的殿中省，负责内侍奉和宣制令的内侍省，以及主管百工技巧、供应天子器用、服饰及郊庙圭玉等百官仪物的少府。皇室仓库主要包括内库、百宝大盈库、琼林大盈库等，均由中官掌管。内库主要支出项目是宫廷消费，后宫铅粉衣物费用、翰林学士供给、皇帝节日、朝会、接见外蕃等日常赏赐，皆赖于此库。

唐初，主管皇室内库的内侍省并非完全独立的宫廷组织，内库费用预算与财物的出纳要先交中书省和尚书省进行审阅，再由国库调拨。内库收入依赖国库，一定程度上节制了宫廷消费，也是从财政上对皇权的一种掣肘。但是，当宫廷用度不足且皇权强大时，皇帝便会大开方便之门，对下宣索纳贡。

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分治之后，皇帝要动用国库里的钱，就不能那么随意了，要受到制度制约和朝臣监督。践踏制度、不顾大臣阻止随意动用国库收入，会被安上昏君的名头。如果能够在紧急时刻动用内库支出来解决国用匮乏的问题，常常在史书里被赞为明君之举。

使职和进奉

当皇帝需要绕开外朝大臣的监督，替自己把原本属于国家钱袋子里的钱直接装进自己的腰包时，各类使职就成为替皇帝出面，满足皇帝迅速集中财富的角色之一。使职往内廷输送财物的行为被称为“进奉”。上有所需，派出使职，下有所献，是谓进奉。

进奉在制度上没有明确规定，法律上也没有明确的义务，是税外之敛。进奉是官员出于邀宠或者其他目的，在常规贡税外向皇帝进献，其物品归入皇帝的私人库藏，供其支配享用，是封建社会最高统治阶级正常收入外的又一财富来源。简而言之，进奉就是皇帝缺钱的时候，利用皇权的权威性和随意性，绕过制度制约的一种特殊做法。

从名目来看，唐代进奉主要包括：皇帝生日、元日、冬至与端午等重大节日的固定进奉称为四节进奉；开元末年以募兵制取代府兵后用于补充军费支出的助军进奉；各州道除去支出外的财政节余进奉到内库称为羡余进奉。其实，正常运转的财政体系何来那么多结余？很多唐代官员将正税收入以“羡余”名义进奉。白居易有诗《秦中吟·伤宅》：“号为羡馀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直截了当地说明羡余的来源及目的，痛斥进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助军进奉的来源多出于四处搜刮，更是诸多节度使乘机中饱私囊的一大途径。

唐代的进奉品，常见的有绫绢布帛、金银及金银器、马匹、衣物粮食、女口奴隶、珍禽异兽等，其中最常见的是体积小而经济价值高、又便于运输的金银器物或金银货币。白银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了从宝物到货币属性的转变，在政府的税收、财政开支和民间商贸结算中承担大额支付功能。

唐代白银，或为圆形饼状，或为长条板状，20世纪50—70年代，在西安、洛阳等地多有出土。其中长条板状的白银，外形与古代臣下朝见君主时手中所持的笏板相似，又被称为笏形银铤。这类银铤一般带有纪年，存世数量不多，到目前为止，公开报道过的发现仅有19件。根据其上铭文，最早的一件制作于开元十九年（731年），最晚的一件是广明元年（880年）的产品，前后延续了大约150年，基本跨越唐代中晚期。其重量大多为五十两，个别有重二十两、四十两。

这些银铤的铭文涉及矿税、商税或关市税等一些工商税收，或者关乎进奉的具体名目，或者表明银铤去向。

唐初，统治者提倡节俭，多次明令禁止各地官员的额外进奉。唐代史料中，很少见到唐初进奉的资料。当时国库充盈，社会相对稳定，中央集权高度集中，中央政府能有效控制政治、经济、财政各级系统。武则天时期，进奉现象逐渐增多。至开元末年，玄宗为维持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又不愿直接从国库中索取，于是任用善于逢迎的王鉷为勾户口色役使，将左右藏中财物以年终额外钱的方式进奉给皇帝。由此，皇室内库私藏不再单靠国库划拨，而是增加各类名目税收，再通过各类官员进奉，直接扩大收入来源。藩镇节度使、观察使、刺史和中央财政官员等因为在政治利益上对皇帝有诸多诉求，便利用相应的财权搜罗昂贵的进奉物，直接进献至皇家内库。就这样，唐朝中后期开始，进奉逐渐成为各级官员用于获取政治资本的隐蔽形式。财政使臣逐渐受到皇帝重用，成为帮他找钱的急先锋。

国舅爷杨国忠

这些急先锋中，杨国忠就是其中之一。史籍记载，天宝年间，玄宗不断擢升杨国忠，短短六七年时间，使其由从八品跃升至三品。特别是天宝七年以后，杨国忠一直兼领判度支的差遣，有了左右财政收支的大权，他“易布帛以充天子藏”，不断地把本应纳入国库的财政税收转变为天子私人内库的奢侈性消费，原本依照国家律令展开的日常财政运作，因杨国忠这样的使职进奉随时改变。据宋人洪迈考证，至天宝后期，杨国忠由御史升至宰相，兼领四十多个使职，其中多个使职与财政直接相关。总管财政大权的杨国忠于正税之外别寻财源，增加皇帝收入，故玄宗称其为“好度支郎”。

考古发现的19件唐代笏形进奉银铤中，5件由杨国忠以使职的身份进奉。天宝十年至天宝十三年间，杨国忠以专知诸道铸钱使的身份进奉银铤3锭，分别来自信安郡税山银（针对矿冶开采征收的税收）、宣城郡和市银（以国家低价向民间收买物资为形式的、正税之外的变相赋税加征）和鄱阳郡采银丁课银（把当地丁课换成轻货白银上缴中央），又以专知采市银使的身份进奉安边郡和市银一铤，另以其他职官身份进献伊阳县窟课银一铤。

出土唐代进奉银铤集中在天宝年间，又集中由杨国忠进奉，不是一个偶然现象。玄宗为满足个人私欲，不断笑纳臣子进奉，再加上屡屡提拔杨国忠，赋予他各种特权为皇帝内库敛财，由此带来对财政制度和吏治的严重破坏。玄宗宠爱杨贵妃，对其姐妹昆仲五家也恩宠有加，极尽奢靡，赏赐无数。据统计，玄宗在位时赏赐居于唐朝高峰，其数目巨大，种类繁多，仅赐绢数目平均每次3424匹。大宗赏赐中，应当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国舅爷的进奉。通过使职进奉，在一时之间满足了玄宗的私欲，却长久地、更深层次地破坏了正常的财税体制运作，犹如饮鸩止渴，让唐朝财政体制离正常的轨道越来越远，陷入恶性循环，直至唐朝灭亡也没有再回到正轨。

杨国忠于天宝十二年十二月进奉的安边郡和市银铤来自河东道。那时安禄山已经担任了河东道节度使，掌管整个河东道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安边郡也属于其统辖范围。此时安禄山反心已起，但表面仍没有显露，各种行政事务照常运作。当杨国忠想尽各种办法为天子敛财时，这位国舅爷一定想不到，自己的所为，像一根大绳，轻轻一拉，唐朝这座外表华丽、内则危机四伏的大厦将轰然倒塌。

（作者单位：中国财税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