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五四运动，悠然已百年矣。

　　物换星移，我们这些出生在新中国的人，已经不再是庆祝青年节的年纪了，然而，五四精神似乎并未随岁月老去。

　　都说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格外漫长。其实，是拜改革开放所赐，我们搭上了末班车——在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考上了大学。事情总是不尽如人意：我从小热爱文学艺术，报的专业绝大多数是人文学科，却偏偏被唯一报的一个经济专业录取了。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大哭一场，以为命运从此注定。当经济学教授的爸爸倒是很高兴，他说：“即使你想当作家也别报中文系，还是学个实在点的专业好。”当时我只觉得，人真是很难主宰自己的命运啊。

　　大学留给我的印象是淡紫色的。校园里，有一架很茂盛的淡紫色藤萝，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月光下那架藤萝是美丽的。淡淡的紫色在月光下，梦一般地虚幻，仿佛轻轻一碰，就会像空气一样消融，然后飘逝。这是一种可以自欺的色彩，年轻的大学生们，就在这架藤萝下写出了无数情感故事——学财政金融的学生一样可以有浪漫情怀。

　　还真的有了转机。大学三年级，我的处女作登上了《北京文学》1981年第2期《新人新作》栏目的头条，还配上了精美的插图。惊喜之余我又写了第二个短篇《请收下这束鲜花》投给当时最喜爱的刊物《十月》。

　　这篇小说后来获了1981年《十月》首届文学奖。记得颁奖大会那天，《十月》主编苏予特别向大家介绍了我——获奖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个。周围坐的全是文学“大腕儿”，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令我诚惶诚恐。从此，我便穿上小说创作这双“红舞鞋”，再也脱不下来了。

　　那时，对外开放的大门刚刚开了一道缝，正因如此，门外的景色看起来如此新鲜。我被一种写作的激情啮咬住，它使我整天处于一种癫狂状态，每天都和小说人物生活在一起，忘了我属于他们还是他们属于我……后来我才明白，其实文字也是有色彩的，写文章的时候，每个字都是要推敲的，既然是“码字儿”的，就要把字码好，譬如画写意画，每一笔似乎都是不经意的，但墨色的浓淡，笔锋的侧逆，留白的空间，总体的布局，都是十分讲究的，一个败笔就会影响全局。

　　早期的作品是一种单纯的颜色。新鲜，而又纯粹。自以为是美丽的。因为纯粹，所以强烈；因为强烈，所以刺激。那一种纯粹而强烈的感情是最容易引起别人一掬感动之泪的。还真是这样。《请收下这束鲜花》《河两岸是生命之树》因为单纯得特别而被许多人接受，那时，我把这种接受看得很重。

　　慢慢地，感觉到了中间色的神秘与迷人。从《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到《双鱼星座》《羽蛇》等，便是中间色的作品，本来并不是要刻意追求什么，偶然有些想法交叉了，便构成了新的色彩，变成了多义性，变成了一种说不清的东西。那是一种最让电子时代恼火的多义性，这种模糊和多义是最不可模仿和复制的。不是刻意，刻意就没意思了。复杂到了极致便成为简单，单纯的墨可以分出五色，每一个字都可以达到意外的效果。

　　写作，是意外的不可言喻的色彩。也是孤独的最具原创性的色彩。

　　转瞬间，我写小说竟然已经38年了。时代在变，但人类心灵中有些永恒的旋律却是亘古长存的。文学是寂寞孤独的红舞鞋，是作家对自己的心灵审判，百年前的五四，曾经涌现出大批青年作家，历经岁月、大浪淘沙——只有寥寥数人留下了他（她）们的红舞鞋，在历史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想起伟大的巴赫那首举世闻名的主题乐曲《音乐的奉献》。巴赫利用“无限升高的卡农”——即重复演奏同一主题，然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变调，使得结尾最后能平滑地过渡到开头。这里充满了音符与文字的游戏。这里有各种形式的卡农，有非常复杂的赋格，有美丽而深沉的悲哀，也有渗透各个层次的狂喜。它是赋格的赋格，是层次的自相缠绕，是充满智慧的隐喻。人类社会正如这样一首赋格曲，它不断地变调却又回复到原点，构成一个个充满智慧的怪圈。

　　文学的发展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从百年前的五四到现在，经历了波澜壮阔的跌宕起伏，也经历了高度商业化之后的返璞归真。然而，任何社会都会有无数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任何年轻人都会怀有美丽的梦。

　　包括关于红舞鞋的梦。

　　（徐小斌,当代作家，国家一级编剧。主要作品有《羽蛇》《敦煌遗梦》《德龄公主》《双鱼星座》等。曾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全国首届女性文学奖、第八届全国图书奖、第二届加拿大华语文学奖小说奖首奖、2015年度英国笔会文学奖等，有部分作品译成英、意、日、西班牙、葡萄牙、挪威、巴西、希腊、阿拉伯等十余国文字，在海外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