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时“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到明清的“江南人住神仙地，雪月风花分四季”，再到聚集了上海、南京、杭州、苏州等诸多繁华都市的长三角城市群，在超过一千年的漫长历史中，这片长江三角洲上的膏腴之地，似乎经久不衰，从唐宋到明清，从古典到现代，不但有着发达的经济基础和丰腴的物质生活，同时还散发着文化和审美上的无限魅力。
我们熟悉的江南，春雨杏花，民殷物阜。但它并非一日而成，这片土地经历了长期人类实践的改造，抓住了多次历史际遇，才最终演变成一片佳丽地。
从江南到江东
和大多数地理空间概念一样，“江南”在不同时代指代着各异的空间范围，也蕴含着迥异的社会文化象征。从先秦到明清，“江南”一词的所指逐渐从泛到专，从大到小，从宽泛地描述整个长江以南的广袤土地到变成对环太湖平原的特指，也就是明清以来的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之地，有时也会包括镇江、南京及皖江地区。
从字面来看，江南就是长江以南的广大区域，早期长江流域的开发远远落后于黄河流域。当黄河流域早已成为秦汉大帝国经济中心的时候，南方还处于开发早期，大片土地还没有被人类利用，茂密的原始森林和广阔的湖沼洼地遍布其间——江南在那个时候象征着原始和蛮荒。司马迁在《史记》中把江南形容为“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火耕而水褥”。这里的人们并不需要艰苦劳作就可以利用自然条件获得温饱，但因为技术原始落后也难以致富。由于先秦时期的楚国也是南方大国，而其统治核心在长江中游一带，所以秦汉之人谈起江南往往更多指向中游地区而非后世熟悉的下游三角洲地带。
原始的土地也是一片蓝海，而北方的战乱总是能给江南一次次赶超的机会。
东汉末年的战乱让很多中原、淮泗大族南下避乱，豪强在此统帅部曲不断拓殖土地，征讨山越，在增加自身实力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江南的开发，这样的地域开发是孙吴政权得以建立的时代背景。
此时长江下游的建康、姑苏等地已经成为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江南所指的范围也由西向东转移到长江下游地区。这段时间下游又有江左之名，这是由当时的交通线所决定的：因为当时的海岸线较今日更深入西边的内陆，长江入海口在镇江、泰州一带，人们往往从南京的上游渡江，这段长江接近于南北走向，交通线是自西而东，长江下游地区也被称为江东或江左。随着长江入海口不断延伸，渡口也转移到镇江一线，从南北方向渡江，江东江左之名也渐渐淡出。
汉末三国不足百年，“王濬楼船下益州，一片降幡出石头”，江东立国不久又重归一统，但这仅仅是江南野蛮生长的一个小小的注脚。
此后的永嘉南渡、安史之乱、靖康南渡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都为江南带来大量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力，深刻地改变了长江下游的社会经济面貌。在全国经济中心南移的过程中，江南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从“苏湖熟”到“湖广熟”
在以农为本的传统时代，农业的发达是地区经济的基础，江南的繁盛也是以高度发达的种植业为支撑的。水利乃农业发展之本，从孙吴开始的六朝均以江南地区为统治重心，对江南水利兴修也投入了大量精力。六朝时期皇权软弱，门阀兴盛，北方士族地主带着大量部曲和奴婢南下，庄园经济大大发展。安史乱后，北方残破，“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大唐盛世走向末路之时，江南却未遭侵扰，在岁月静好中快速崛起。到了唐代，江南的水稻种植技术有了两项重大突破——发明了水稻移植方法和水田犁“江东犁”。稻麦一年二熟制也被引入，极大地提升了单位土地的产出，这也是江南农业精细化的反映：随着人地比的不断提高，早年的粗放式经营已经不再适用，劳动者必须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随着技术的进步，江南内部的开发重点也出现了变化，唐以前，地势较高，排涝条件较好的宁镇地带农业经济最为发达，而在唐以后随着水利的普及和种植技术的提升，东边的太湖平原后来居上，宋以后更是成为江南农业的根本所在。
宋代已经是“国家根本，仰给东南”，所谓“苏湖熟，天下足”就指出了江南惊人的粮食生产能力。如《宋史·食货志》所载，大中祥符初年（公元1008年）江南漕粮达700万石，占输往京师总漕粮的82%。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在北宋末年最终完成。由于女真南下造成了第三次人口南迁的浪潮，其中不仅有普通百姓，还几乎囊括了朝野的全部精英。经此之后，华北平原屡遭战乱，且由于黄河及后来的运河泛滥问题，生态和社会环境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南北分途由此抵定。
进入明清，江南的范围也就日益明确地被界定在太湖平原上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太仓这六府一州，人口的高度密集和有限土地的矛盾促使围湖造田、垦殖滩涂成为一时风气，精耕细作的种植传统也日益成为了生产的“标配”。
除农业的兴盛之外，江南的丝织业和棉纺业也突飞猛进，不啻于掀起了一场传统时代的产业革命。江南的土地光热条件本就适合桑蚕养殖，湿润的气候也适合制作丝绸。棉花则几乎与蒙古在北方崛起同时，从中亚深入中国腹地。宋元时代棉纺织业在江南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在全国出现了一批以丝棉织业为主的城镇，工商业的持续发展深刻改变了江南的面貌，并进一步影响了全国。
明清时期，江南已经深受工商业文明浸染，当地遍布大大小小的工商业市镇，不同于凭借行政地位集聚资源的传统行政中心，它是以产业为基础的市场化产物，这些市镇里有许多专门的手工业工场，雇用着大批工人和职业管理人员。原料、产品的运输又促成了运输业的发展。江南从粮食种植转向利润更高的经济作物种植和手工业，从粮食输出地变成了输入地，“苏湖熟，天下足”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
江南需要从四川、湖北和湖南购买粮食，又刺激了长江中上游粮食的商品化和国内远距离贸易网络的形成。大量专业人员的聚集和财富的输送让这些商业城镇的经济地位甚至超过了所属的府州县城，以手工业、商业为主要产业的士绅阶层也应运而生。
在部分经济史学家眼中，江南地带非但没有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反而迸发出持续的活力，在近代化的前夜，可与当时欧洲最先进的英格兰地区比肩。
从乡土到城镇
工商业的繁荣，还给江南带来了先进的城市文明，最突出的表现是在江南塑造了晚期中华帝国最为繁盛的城市体系，很多学者认为明清以来的江南，已经远非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农商社会，并且社会中心日益转向城镇和工商业。
依托于互补的资源禀赋和便利的交通条件，鸦片战争前夕的长三角已经成为一个大中小城镇遍布、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之冠的地区。这一城市群以苏州为中心，通过商品流通辐射全国市场，由于地处内河水运网络的中心，苏州是江南最大的商品集散地——从华北输入棉花等原料，从长江中上游输入粮食，并向全国输出棉丝制品，它的经济辐射力已遍及全国各地。
苏州城又被誉为“天下雄郡”，其人口规模与商品经济繁荣程度居江南乃至全国之冠。以1820年为例，苏州府内人口达590万，府城人口规模近100万，在其周围形成一个以府城为中心、以郊区市镇为卫星城市的都市圈。从更大范围来看，一系列通都大邑沿运河与长江分布，以“人间天堂”并称的苏杭在运河沿线，地处长江和运河交汇处的扬州和镇江因承担起江南与华北商品的主要中转功能，而成为当时的繁盛都会。
城市工商业的发达，冲击着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为了追逐商业利润和生活便利，大量在乡间耕读的士绅和普通民众弃农从商移居城市，相对于经营土地，工商业所带来的工作机会更多元，回报也丰厚。在工商业发展和社会流动加速的大潮之中，人们的生活和职业选择范围大大扩展。在江南的城市中，市民也是各类传统通俗文艺的主要受众，和士大夫雅文化相比，市民文化对消费与享乐更为乐衷，所以反映追求声色货利的小说、传奇、歌谣、戏曲等长盛不衰，而雅俗文化之间又相互交融，都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城市印记。富庶的江南地区不仅在经济上成为国家财赋的倚重，同时在意识形态、精神文化、审美趣味、生活时尚等方面也拥有着“文化领导权”。
当代很多学者，也将长三角地区在改革开放后突出的表现，归因于这一地区的城市文化和工商业传统——正是长期浸淫于城市生活和商品经济之中，江南地区的人对市场经济较为亲和，有着开放包容、勇于创新、重视契约的心理特征。
而江南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随着1854年上海开关，中国最富庶的江南腹地也开始卷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古典的江南又开始了一轮剧变。在对外贸易的刺激下，上海这个最大的港口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崛起，也带动着整个中国卷入世界体系之中。原有的经济格局、交通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江南最主要的产业——棉丝纺织业在西方廉价纺织商品的冲击下瓦解，庞大的进口贸易带动下中国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内河航运相继废弃，新式交通工具尤其是铁路轮船的引入使得交通线转向铁路沿线和沿海口岸。新的市场网络和城市体系开始形成，江南的边界也早已越过了长江，并且向西端扩展进入安徽境内。江南也从此开始逐渐变成今天我们口中的“长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