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志宇
北宋中叶，随着前期中央政府采取经济放任政策，对社会兼并行为忽视与纵容，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今一州一县便须有兼并之家，一岁坐收息至数万贯者。”
王安石早年在地方州县任职，对当时的各种社会矛盾有清醒的认识，并在他这一时期的诗作中有所反映。如《兼并》中指出三代时期将社会的兼并行为认为是“奸回”而加以限制和惩戒，但自秦王以后“礼义日已偷，圣经久湮埃”，于是出现了“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的不公平现象。在《河北民》中反映了北方边境人民因无法承受徭役迁往南方的社会现象。“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结句则感叹生不逢时，“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感事》描述了灾年时官府不仅不加恤赈，还加大征敛的力度，“州家闭仓廪，县吏鞭租负”，以致全社会呈现出一种普遍性的贫困，“乡邻铢两征，坐逮空南亩。”对此他表达了内心的愧疚与无能为力，“昔之心所哀，今也执其咎。乘田圣所勉，况乃余之陋。”最后流露出自己感念苍生，立志带领同道改善民生的愿望，“内讼敢不勤，同忧在僚友。”《收盐》一诗先以“州家飞符来比栉，海中收盐今复密”之句记载了政府出台大量文件规定对采盐加强监管，进而明确反对政府与民争利，“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
当然，王安石在地方官任上也做过一些尝试努力，如他在《寓言》中回顾了自己在地方总结出来的工作经验，也就是后来的青苗法和市易法的“前期试点”，“婚丧孰不供，贷钱免尔萦。耕收孰不给，倾粟助之生。物赢我收入，物窘出使营。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发粟至石陂寺》则通过记载在鄞县发粟救民一事流露出王安石作为知县改善人民生活的使命感，“蓦水穿山近更赊，三更燃火饭僧家。乘田有秩难逃责，从事虽勤敢叹嗟。”《发廪》一诗详细记载了他在舒州通判任上开仓发廪的事迹，“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驾言发富藏，云以救鳏茕。”诗的最后表达了他对财富过分集中的忧虑与反对，希望自己关于抑制兼并的政策建议得到君主的采纳，恢复到三代实行井田制时的公平状态，“愿书七月篇，一寤上聪明”“我尝不忍此，愿见井地平”。由这些诗句可以看出王安石在改革之前对各类社会经济问题从理论到实践都已经有所关心，这些成为后来他坚定不移推行改革的强大动力。
王安石改革之后写下了大量反映改革的诗文，对改革的各个领域均有记述。如在《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访茶法利害见寄》中说到原来的茶专卖制度是困民的首害，一方面导致了民间贩私茶的现象，“私藏与窃贩，犴狱常纠纷。”另一方面，官府收茶的强令也很严酷，“输将一不足，往往死鞭杻”“已云困关市，且复搔林薮”，导致茶叶生产和流通同时受阻。针对这些弊病，王安石提出改革最好的办法就是废除茶叶专卖制度，由政府发放茶引，任民自产自运自销，官府只征收茶税，“将更百年弊，谓民知可否。出节付群材，询谋欲经久”。这样一来，就能实现民与国共富，“朝廷每若此，自可跻仁寿。困知从今始，渐欲人财阜。”王安石批评欧阳修等人反对茶叶通商的《议茶法》，“国家罢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贩，于方今实为便”，可以反映出其支持商品自由生产与流通的经济伦理。在《周礼详解》中他利用《周礼》关于“凡用粟，春颁而秋敛之”的说法论证了自己大力推行青苗法的目的乃是抑制兼并，“方春兴作，则粟宜贵之时，因其不足而出粟以资之。方秋收成，则粟宜贱之时，因其有余而敛之”“如此，则为农者不为兼并者之所夺，其生计可积而厚矣。”为了充分体现变法取得的成就，王安石专门作了《歌元丰》五首，以歌颂元丰年间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如“水满陂塘谷满篝，漫移蔬果亦多收”“湖海元丰岁又登，稆生犹足暗沟塍”“丰年处处人家好，随意飘然得往还”等。若干年后，闲居金陵的王安石在写给邻居湖阴先生杨骥的《元丰行示德逢》中，从对方的视角回忆了熙丰年间水利兴办与粮食丰收的盛况，“倒持龙骨挂屋敖，买酒浇客追前劳。三年五谷贱如水，今见西成复如此。”歌颂了新法的伟大，“元丰圣人与天通，千秋万岁与此同。”再后来的《后元丰行》更是描绘出百姓因农田水利改革受惠，物价低廉，一派生机的景象，“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水秧绵绵复多余，龙骨长干挂梁梠。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
当然，由于变法时间短，法令峻急，在推行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为此反对派群起攻击，“是时荆公方得君，锐意新美天下之政，自宰执同列无一人议论稍合，而台鉴章疏攻击者无虚日，天下之人皆目为生事。”面对来自各方的抨击，王安石写下了不少诗作，表白自己坚持改革的心迹。如《白鸥》中的“雄雌屡惊矫，机弋常纷纠。顾我独无心，相随如得友”就被认为是暗指吕诲、范纯仁、程颢诸人力排变法，而荆公之心则如《列子》中所述的与白鸥无心嬉戏的赤子之心。《白云》中的“西风来吹欲消散”被理解为群言交攻，“愿回羲和借光景”则是以喻宋神宗对变法的支持。原来的同事都不支持自己，王安石只能启用新人，“宿望旧人议论不协，荆公遂选用新进，待以不次，故一时政事不日皆举，而两禁台阁内外权要莫非新进之士也。”这些新进之士难免有急于求成的想法，为求速效在工作中容易脱离实际，对此王安石也有清醒的认识，在《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中便说到“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为了推进变法，即便用人不当出了问题，在王安石看来也不过是瑕不掩瑜。王安石在《咏月其二》中写道：“江海清明上下兼，碧天遥见一毫纤。此时只欲浮云尽，窟穴何妨有兔蟾。”在《咏月其三》中写道：“一片青光万里兼，几回圆极又纤纤。君看出没非无意，岂为辛勤养玉蟾。”两首诗均以兔蟾比喻执行新法的少年，变法如同明月之升，不会因月中的阴影而影响大局，“此见公包容小人之意，不知卒为已害，谓吕、蔡之徒。”
对于反对派与变法小人进行党争的交相攻讦，王安石则将其比喻为各种动物。如《老树》中有“古诗鸟鸣山更幽，我念不若鸣声收。但忧此物一朝去，狂风还来欺老树”之语，实指王安石复相后新党内部交讦不已，他希望能够停止纷争。“荆公再为相，承党人之后，平日肘腋尽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不足以任事”，他担心新党势弱后遭反对派清算，故有狂风欺老树之喻。在《促织》中王安石写到“金屏翠幔与秋宜，得此年年醉不知。只向贫家促机杼，几家能有一絇丝。”有人评价为讽刺那些工作只为征敛而没有长远之计的官员，“谓世之严督征赋，不恤疲瘵之有无者，虽魁然其形，实微虫智耳。”《鸱》中的“依倚秋风气象豪，似欺黄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上，腐鼠相随势亦高”则是以鹞鹰自喻，看起来变法之初把黄雀这样的反对派打压下去了，却想不到变法小人的鼠辈得以倚仗自己的羽翼登上高位。王安石退居金陵后所作的《钟山即事》中也有“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之句，表达其摆脱了政敌的攻讦与新党的内讧，听不见众声喧扰后的清净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