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志宇

宋代是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之一，商业经济发达，消费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升。费正清在对古代中国社会的介绍中指出：“宋代的城市生活是自由奢华的。城市不再是由皇宫或其他一些行政权力中心加上城墙周围的乡村，相反，现在娱乐区成了社会生活的中心。”

北宋废除了唐代的坊市制和“宵禁”法令，极大地刺激了各种物质及精神文化消费和商品经济发展。北宋都市东京汴梁是全国最大的都市，商品经济的发达已经使之成为典型的消费型城市。《东京梦华录》描述记载：“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奢侈品和高级饮食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都大大增加。

南宋都市经济的发展更是繁盛。当时临安的城市生活热闹非凡，在《梦粱录》中有非常详尽、生动的记述，“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

除了物质消费，当时都市的文化生活也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东京梦华录》中记述了汴京元宵节的各种表演艺术“奇巧百端，日新耳目”。《武林旧事》详细记载了临安的各色伎艺：御前应制、御前画院、棋待诏、书会、演史、鼓板、杂剧、杂扮等。观赏这些伎艺的人“不以风雨寒暑”。美国学者的观点认为：“在文艺市场条件下，价值评价的主体由权威向消费者倾斜，而消费者的评价是以购买量表现出来的。至于消费者的身份、地位、学识、修养等个人因素则不被看重。”宋代的文艺活动已经成为消费品进入大众市场，而不受阶层的高低与价值观的影响。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文艺表演作为一种商品逐渐融入商业活动之中。作为伴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而壮大起来的一支新兴力量，以市民为主的消费者逐渐确立了其在文艺产品生产传播中的主导地位。

仅就说唱一项，据《南村辍耕录》中所记，就有小唱、寸唱、慢唱、坛唱、步虚、道情、撒炼、带烦、瓢叫等多种唱法，体现出商品的多样化特征。而市民外出听唱的盛况更是空前，《东京梦华录》描绘了汴梁城内社会各阶层在正月里对“流行音乐”的追捧：“十六日车驾不出，自进早讫，登门乐作……诸幕次中，家妓竞奏新声，与山棚露台上下，乐声鼎沸……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五陵年少，满路行歌，万户千门，笙簧朱彻。”《梦粱录》也有类似节日歌舞的记录，只是增加了游湖的项目：“街市有乐人三五为队，擎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词，专沿街赶趁。元夕放灯、三春园馆赏玩，及游湖看潮之时，或于酒楼，或花衢柳巷妓馆家支应。”《武林旧事》则详细地记述了杭州西湖船上及苏堤、白堤上听歌人群的繁盛情貌：“遍呈舞队，密拥歌姬。脆管清吭，新声交奏。鬻歌售艺者，纷然而集……都人士女，两堤骈集，几无置足地；水面画楫，栉比如鱼鳞，亦无行舟之路。歌欢箫鼓之声，振动远近，其盛可以想见。”这些笔记都反映出宋代文艺生活由士大夫转向普通人群，逐渐融入市民阶层的变化。

文艺理论家冯雪峰说过：“宋以后这个时期，有一个比过去非常显著的不同，即文学已不是只为皇帝官僚和士大夫阶级服务，而是也为平民服务。”可以看出文艺产品的平民化虽自唐代萌芽，但蓬勃发展并形成一定气候，却与宋代都市消费的兴盛密切相关。宋代是我国古代城市发达、经济繁盛时期，也是市民阶层崛起的重要阶段。以北宋的都市为例，汴京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其人烟之稠密和物事之阜盛正如《东京梦华录》中所载，“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争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这种城市面貌与唐代的长安相比，带有浓厚的平民色彩，可从《清明上河图》汴河两岸的楼台馆阁与人流货流中窥见一斑。

随着北宋与邻国达成和议，换来了长久和平稳定的国内环境，经济快速复苏，城镇迅速兴起，导致了市民群体的扩大。据统计，北宋 10 万户以上的大城市约有40多个，到了宋徽宗崇宁年间更上升到50多个。这样的城镇人口比例在当时是十分惊人的。市民的喜好必定左右着都市的经济文化生活。正如东京文献学派学者加藤繁所说：“当时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这种变化是由于都市人口增加，交通商业繁盛，以及居民的种种欲望逐渐强烈。”

市民阶层“颇为自由、放纵”的生活和种种强烈的欲望，主要表现在他们对于个人私欲的肯定和张扬。比如，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蓄妾狎妓之风。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濩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於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士大夫阶层亦未能免俗，沈括《梦溪笔谈》载：“时天下无事，许臣僚择宴饮，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各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馆阁臣僚，无不嬉游燕赏，弥日继夕。”口腹享乐之风亦自盛行，如欧阳修《送慧勤归余杭》诗这样描写越地富人的饮食:“南方精饮食，菌笋比羔羊。饭以玉粒粳，调之甘露浆。一馔费百金，百品罗成行。”无名氏《南窗记谈》亦记载了宋人饮茶的侈靡程度：“唐人所饮，不过草茶，但以旗枪为贵，多取之阳羡，犹未有所谓腊茶者。今建州岁造，日新岁异，其品之精绝者，一饼值四十千，盖一时所尚，故豪贵竟市以相夸也。”

宋人对于服饰器玩及生活安逸的追求也十分惊人，妆容如“汴京闺阁妆抹凡数变。崇宁间少尝记忆作大鬓方额，政宣之际又尚急扎垂肩”；服饰如“自淳祐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生活享受如“宗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圃，服饰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惟意所致，无复分限。以豪华相尚，以简陋相訾。愈厌而好新，月异而岁殊”。城市经济的繁荣导致物质生活的改善以及市民文化的勃兴，此等风习，便是市民阶层私欲膨胀的具体外现。在宋代社会文化观念转变而社情民意日趋世俗化的进程中，士人阶层的生活态度和社会价值取向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变化，都市经济发展的方向也随之向个体意识及表现世俗欲望方向倾斜，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

在漫长的中古社会，“雅”一直被用来指代庙堂贵族的审美追求，“俗”则通常被用来代表市井平民。“雅”与“俗”的分野从审美趣味的角度表现了社会中上层与社会底层经济文化生活的歧异。晚唐五代礼崩乐坏，中国的社会制度出现了较大的变革，原有的门阀世族逐渐瓦解，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也不像六朝隋唐时期那样等级森严。晚唐五代的动荡将旧有制度的约束冲击殆尽，儒家伦理道德也暂时失去了维系人心的力量。于是，向来为统治阶级所不齿的市井文化，开始以其旺盛鲜活的生命力向上流社会蔓延。上行而下效，俗世风情也每每见诸西蜀士大夫的词曲中，形成了花间词派的独特风格。同样地在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与韩熙载、冯延巳等文人之间也因对词曲的爱好相近而形成社会文艺风尚。在这些君臣互动的过程中，上层文化和市民文化无形中也得到了交流。

宋代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关系的变化，促进了各阶层之间的交融，使世俗化的审美标准得以向上层社会渗透。随着土地关系的变化和门阀制度的瓦解，宋代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与前代相比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流动趋势。经济上，土地兼并和买卖现象日趋严重，导致了土地转移频率加剧。而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大环境下，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们可以由巨富而赤贫，也可以一夜暴富，经济地位波动频繁。由此，则出现了“贫富无定势”“富儿更替坐”的局面。庶民致富后便力图跻身上流社会，《萍州可谈》中记载的“榜下捉婿”就是指出身平民的富豪之家以金钱交易的方式与登第士子联姻。

一方面，士大夫们接受雅文化的熏陶，固守士绅阶层尚雅黜俗的观念，存在着把自己和较低阶层区分开的主观意愿。上层社会花柳繁华、金玉锦绣的富贵生活，正是普通市民所艳羡和梦寐以求的。因此，他们偏爱那种镂金错彩、富贵逼人的氛围，这正是“社会每一阶层都将上一阶层流行的生活模式当作自己最理想最体面的生活方式，不遗余力地向它靠拢”的结果。而真正身处富贵乡的士大夫阶层，却有意将充满世俗气息的富贵气淡化、雅化，要为维护上层文化传统的矜持与高贵而同下层世俗文化保持一种距离感。“唯说气象”和“直言富贵”正是上流社会与普通民众在审美趣味上的雅俗之别。晏李之异实则是以典雅含蓄为美的雅文化，与袒露直白、备足无余的俗文化的一次正面冲突。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二者表现的审美趣味相去甚远，但就思想境界而言，却都是以世俗的物质享受为底蕴的。

另一方面，以士大夫阶层为代表的雅文化对于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俗文化又存在一定程度的接纳。市民阶层的世俗生活体验和感受，对于上流社会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据《绿窗新话》记载：“陶毂学士尝买党太尉家故妓。过定陶，取雪水烹团茶，谓妓曰：党太尉家应不识此。妓曰：彼粗人也，安有此景？但能销金帐下，浅斟低唱，饮羊羔美酒耳。毂愧其言。”文人引以为傲的取雪京茶的雅事，与“销金帐下，浅斟低唱，饮羊羔美酒”的世俗享乐相比自惭形秽，这说明宋代消费文化价值的改变，已经使得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思维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士大夫文人一改传统文化中“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以及“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之类固守清贫的价值观念，对世俗享乐生活充满了欣羡与向往。又如《乐府余论》中记载：“东坡才情极大，不为时曲束缚”。然《漫录》亦载东坡送潘邠老词：“别酒劝君君一醉。清润潘郎，又是何郎婿。记取钗头新利市。莫将分付东邻子。回首长安佳丽地。三十年前，我是风流帅。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馀名字。其词恣亵，何减耆卿。是东坡偶作，以付饯席。使大雅，则歌者不易习，亦风会使然也。”原来将苏柳词以雅俗判高下，而这则笔记中的“风会使然”道出了以普通市民为主的广大受众，其浅俗、俚俗的审美趣味对于当时文化阶层的渗透和影响非同小可。

宋代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的碰撞与融合、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冲突与整合导致思想观念的转变，实际上亦表现为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对人们物质与精神消费观的同化。宋代社会崇雅与从俗之风的更替消长、雅俗相互对峙与融通等现象的出现，既体现了精英文化意图对话语权进行垄断却又力不从心的文化心理，也说明人们对俗文化存在的合理性与世俗化审美价值的认同。

（付志宇，西南交通大学财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财税理论与财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出版学术著作、教材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五十余篇，报刊评论文章五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