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荣

穷苦出身但雄才大略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吸取元朝横征暴敛而致民变四起的教训，设计财政制度时注重轻徭薄赋、控制支出，减轻百姓负担，恢复发展经济。明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收支平衡，为政权巩固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后世对明朝财政制度有肯定也有反思，如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书中提出了内向、保守的“洪武型财政”概念。

从哲学层面讲，一个封建王朝的财政制度很难从头到尾都管用，必须与时俱进，有完善和变革。从宏观层面看，“洪武型财政”确有理想主义色彩，如税收定额。《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八年，太祖规定“命户部以天下税粮课程，一岁收用之数，刊石于厅事”，将复杂、动态的财政问题简单化、静态化，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物价上涨、支出增加等因素不多。明朝晚期，万历皇帝还认为“原额制田者，洪武之定数，不容增损”。从微观层面也可以管中窥豹，如明朝后湖黄册库经费，不走国家财政保障，先是摊派，继而挪移转嫁，后用罚款填补，与朱元璋钦定黄册库经费时不增加财政支出、不加重百姓负担的初衷渐行渐远。

后湖黄册库是明朝专门收贮全国赋役档案的中央档案库，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档案库。到明末，后湖黄册库约有960间房、黄册179万余册，同时藏有全国丈量土地绘制的鱼鳞图册。“天下黄册，该载户籍、事产，实国家重务，亿万载无疆之根本也”。这么重要的机构，成立伊始却无专门经费。

明太祖朱元璋也是好心，既不想增加财政支出，又不想加重百姓负担，就想出了用有关政府衙门的结余养活黄册库的办法。《大明会典》记载，黄册库“其官员、监生合用饮馔器皿等项，并膳夫，俱于国子监取用，如不敷，于都税司并上元江宁县衙门支拨。纸札，于刑部都察院关领，不敷之数，并笔墨，于应天府支给官钱买办。查册房屋、册架、过湖船及桌凳什物，俱工部等衙门添拨夫匠修造”。

办事情，有好心很重要，没有好心基本上办不成好事，歪打正着是小概率事件；有好心，没有好的制度设计或好的办法措施，不一定办成好事，有时会南辕北辙、适得其反。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就曾说过：“世界上的坏事主要是好人干的”。朱元璋认为，政府衙门的经费有结余，凑起来保障黄册库经费，既物尽其用，又不会增加百姓负担，理论上很完美，但实际运行难免“梗阻”。政府衙门，在不涉及衙门主责主业的事情上，可能没有“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可能会敷衍塞责、消极怠工，更何况要把自己衙门精打细算省下来、准备留作衙门发展或在政策范围内搞点福利的钱，去支援另外一个衙门。

朱元璋在世时，慑于他的威权，黄册库“吃百家饭”的经费保障制度运转得还可以。朱元璋一驾崩，有关政府衙门就相互推诿，理由也很充分：“不敷。”此后一段时间，供养黄册库所需费用，被转嫁给了黄册库所在应天府的上元、江宁两县，致使“上元、江宁两县，民穷财尽，流移逃亡，不忍其荼毒矣……”。上元、江宁两县百姓这笔“飞来”的负担有多重呢？马伯庸在《显微镜下的大明》写道：万历八年有御史算了笔账，每次驳查时间得持续五六年，册籍有纸张笔墨支出，修缮维护建筑有砖石支出，查驳有书算支出，还有炭食药等闲杂支出，总支出得一两万两白银。

正德九年，黄册库主管、刑科给事中史鲁建议：驳查的黄册有问题，向地方主管部门收取罚款，罚款由黄册库开销。一则可以解决黄册库的收入问题，二则可以解除上元、江宁两县百姓的额外负担，三则可以震慑各地官吏再不敢篡改黄册，这真是说到朝廷的心坎上了。《大明会典》记载：“正德九年题准，各司、府、州、县，但有因驳查青册，追问过官吏人等，赃罚纸价，俱解本部，以供后湖查册之费。”尽管洪武二十四年规定：“所在有司官吏里甲，敢有团局造册、利敛害民，或将各处写到如式无差文册，故行改抹刁蹬不收者，许老人指实，连册绑缚害民吏典，赴京具奏，犯人处斩。若官吏、里甲通同人户，隐瞒作弊，及将原报在官田地，不行明白推收过割，一概影射，减除粮额者，体处死；隐瞒人户，家长处死，人口迁发化外。”但地方造黄册依然存在勾结隐瞒税收问题。

正德年间，江西巡按御史唐龙详细描述过地方的作弊手法：“江西有等巨室，平时置买田产，遇造册时，贿行里书，有飞洒见在人户者，名为活洒；有暗藏逃绝户内者，名为死寄；有花分子户，不落户限者，名为畸零带管；有留在卖户，全不过割者；有过割一二，名为包纳者；有全过割者，不归本户，有推无收，有总无撒，名为悬挂掏回者；有暗袭京官方面，进士、举人脚色，捏做寄压者。”万历二十年，宜兴知县秦尚明说：“十五之中，上户诡为中户，中户诡为下户，甚者上户竟等下户，而下户更过之。以贫民而代富民之役，奈何能均。”史鲁不愧是黄册库的主管，业务娴熟、谋虑深远，看问题、提建议“稳、准、狠”。有时候，要政策比要资金更厉害，从某种意义上讲，按照有关标准核定的资金是一个固定数字，尽管有时会根据新标准适当增加；而政策是活的，执行中可以变通，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伸缩度比较大。

有收取罚款供黄册库开销政策加持，黄册库在经费上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后湖志》记载，从正德十一年到嘉靖二十四年，黄册库三十年里收了十六万八千五百多两“驳费”，支付日常与驳查开支后还有非常多的结余，引得中央和地方都来伸手。“后湖之用，又非一家之私费也，乃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也”。南京明后湖黄册库遗址展馆展示的内容显示，黄册经费用途广泛，嘉靖二十四年三月，曾用来赈济应天等十一府州饥民；嘉靖三十三年九月，为抗击倭寇，以十万两充兵饷；万历二十年，宁夏之役和朝鲜之役先后爆发，黄册库以白银二万两充当军费。最有意思的是，万历十年，黄册库主管王蔚在奏疏中提到，江西解送每一期“驳费”时，“明例银六钱四，兼收除钱四，并钞价存留外，止将银六解报”，并详细列举了江西每个县截留“驳费”的情况。也就是说，江西堂而皇之地向黄册库提出“驳费”四六分账的要求并在实际工作中执行。

理论和事实都证明，用罚款解决黄册库经费不是一个好办法。从趋利避害的角度分析，黄册库没有经费，收取“驳费”是不二法门，有强烈的内生动力；虽然朝廷规定“驳费”（罚款）须由出错的经手官吏承担，但地方官吏会想办法转嫁给基层百姓，如果还有别的心思，就会借机层层加码、从中渔利。朝廷批准“驳费”后，黄册库要求驳查不放过“一字错讹，片纸瑕疵”，当时有个专有名词叫“滥驳”，以“一衙门公费而骚扰遍天下。”有资料显示，正德九年，仅仅只是南直隶地区就有十四万户记录被驳回。地方官吏更是将“驳费”作为敛财工具，天启年间，南京户科给事中欧阳调律，把“驳费”的弊端描述得淋漓尽致：“奸胥不惟不关痛痒，反以罪名为奇货。罚锾不惟不足以惩怠玩，反足以滋弊端。尝试揣天下赎锾，归湖内者十一，润官囊者十三，而骚扰在民间者不啻百千万亿，莫可究诘矣。”万历二十一年，有御史上奏指出，“大查之费甚夥，而府库之贮无几。”建议驳查时抓大放小，避免引起民愤骚动。朝廷本拟批准，但结果是无疾而终。万历四十年，又有人上奏，建议取消“驳费”。黄册库很快就上书哭穷：“库匠晾晒者，一百八十三名，此辈能枵腹为我晒乎？驳查书手三百余名，此辈能枵腹为我查乎？无工食，则无书匠，无书匠，则谁守册籍，谁守房舍？”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国家拨出专门经费保障黄册库开销即可。但皇帝、朝廷不置可否，争吵一番、多方权衡后，“驳费”照收。

（作者单位：中国财税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