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根　张昌柱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立足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背景、基本国情和实践要求，逐步构建起一套科学系统、务实管用的财经政策体系。从革命年代的经济斗争，到新中国时期的制度探索；从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实践，再到新时代对强国富民的不懈追求，红色财经的实践贯穿始终。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镌刻于发展脉络之中，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红色财经。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结构下，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封建生产关系束缚与官僚资本垄断交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财经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萌芽，其初始功能表现为军事供给和生存保障。

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确立“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为突破国民党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将经济斗争与军事斗争结合，建立公营工业、合作社经济保障军需民用，通过税收、贸易管制调配资源。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摧毁封建土地制。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破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极大释放农村生产力，唤起广大群众革命热情。中央苏区时期，设立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纸币稳定金融，合作社低价供应日用品，保障了民生并巩固了红色政权的群众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颁布确立“改良人民生活”纲领，财经战略转为“减租减息”，争取地主合作抗日。毛泽东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动全民垦荒生产，实现粮食自给，并以物物交换突破物资封锁，通过“食盐专卖”统筹资源。同时推行统一累进税制，按资产分级征收，既减轻贫农负担，又保留地主生产资料，在阶层平衡中实现军需供给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财经随革命形势转向全国解放，从农村根据地为主转向城乡经济统筹，需完成新解放区经济接管与旧生产关系改造。土地改革方面，《中国土地法大纲》彻底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城市接管方面，中国共产党没收官僚资本，收归人民政权，通过“银元之战”“米棉之战”打击投机资本，重构市场秩序，发行人民币取代金圆券，建立以实物为锚的货币信用体系，保障市民基本生活。

这一时期的红色财经实践，通过土地改革解决生产资料分配问题，通过金融与商业政策保障民生需求，通过生产运动激活全民经济创造力。这些实践不仅为革命胜利奠定物质基础，更孕育出“财经工作必须扎根人民”的核心逻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财经工作的根本遵循。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帝国主义经济封锁与国内“一穷二白”的现实，为建立独立工业体系并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一五计划”为标志，红色财经功能升级为工业化筑基与生产关系重构。

在工业化筑基中，国家通过156项重点工程构建工业骨架，既注重钢铁、机械等重工业对国家主权的支撑，也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购统销”整合农业资源，在保障基本口粮的同时，为工业化建设提供资金积累。生产关系重构以三大改造为核心，通过农业集体化、手工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确立公有制主体地位。从初级社到人民公社，通过“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使农民从个体生产者转变为集体经济的参与者，通过生产队集体决策实现收益分配与公共积累的合理安排。城市国企推行“鞍钢宪法”，让工人参与生产管理和技术革新，八级工资制缩小收入差距，打破旧有的剥削关系，消除了阶级对立，确认了人民作为生产资料主人的身份。

这段历史实践不仅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工业基础，更在制度和价值层面留下重要遗产：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按劳分配原则以及注重公平的发展理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源头活水。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序幕，红色财经紧扣“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核心使命，在体制改革与分配改革的双向互动中展开实践探索。

改革以农村经济体制突破为先导，1978年安徽小岗村“大包干”的红手印开启市场化征程，家庭联产承包制让８亿农民第一次成为土地经营的主角。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87年已形成数以千亿计的经济规模，为亿万农村劳动力开辟了职业选择的新空间。在城市经济改革同步推进的进程中，国企改革打破“铁饭碗”，从“利改税”到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通过放权让利和股份制改造激活企业活力，形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的共生格局。分税制改革构建“分灶吃饭”的财政体系，既增强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又通过地方财政留存激发经济活力。

分配制度改革直击“平均主义”弊端。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后续通过分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直接减轻农民负担，配合各项补贴政策，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幅提升，标志着“农业反哺工业”的单向积累模式发生转变。面对市场化改革中的风险挑战，红色财经始终坚守“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底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家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逐步形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包括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实现了“保增长”与“保民生”的政策协同。

改革开放时期的红色财经实践，本质是人民性价值引领市场化改革的创新探索，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以及“先富带后富”的政策路径。不仅为21世纪初全面小康奠定基础，更证明红色财经在市场化转型中始终以“发展为了人民”的初心，创造了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兼容的独特范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红色财经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立足“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聚焦共同富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新时代将“共同富裕”从理念倡导转化为系统性制度实践，通过“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双向发力，构建全民共享的发展新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我国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紧接着，国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通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优化初次分配结构的同时，强化税收、社保等再分配调节，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共同富裕，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聚焦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推动从“保基本”向“促均衡”转型，通过“双减”政策、医保药品降价、保障性住房建设等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将发展成果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民生福祉。

面对逆全球化挑战与高质量发展需求，我国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协同提升制度效能，既保障国内稳定发展，又贡献全球方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组建国家实验室、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破解“卡脖子”技术。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推进“双碳”目标下产业升级，兼顾经济增长与生态惠民。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通过营改增、央地财政事权改革增强基层保障能力。宏观政策突出民生导向，疫情期间通过“六稳”“六保”保障农民工就业，专项债重点投向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数字经济治理建立“红绿灯”制度，在规范平台经济的同时推动数据要素向中小商户共享，“东数西算”工程带动西部数字经济。全球治理中，“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区创造大量就业岗位，重点围绕民生援建，将国内民生保障与减贫实践的成熟经验拓展至国际发展合作场景，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具象化的中国解决方案。

我国新时代的财经实践，是以人民性价值指引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创新，构建了共同富裕体制机制、“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治理框架，以及“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实践逻辑，不仅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筑牢根基，更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实践在百年变局中始终以“人民至上”为宗旨，开创了国内国际联动的现代财经新范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体系的时代注脚。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红色财经历久弥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财经实践始终以人民性为根本底色，以功能制度为支柱框架，在不同历史阶段书写着“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时代答卷。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红色财经的人民性与功能性正持续深化融合，既传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基因，又不断创新适应时代需求的制度体系，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继续彰显强大生命力。

（李春根系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江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张昌柱系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