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琳
丘濬，字仲深，祖籍广东琼山，年少即有神童之名，明景泰年间举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他学识渊博，所著《大学衍义补》一书包罗宏富，尤以第十三至第三十五卷，集中论述了国家财政治理的相关问题。丘濬所处时代，土地兼并日益加剧，贵族和豪强想方设法隐产瞒税，而地权的高度集中又迫使大批失地农民成为流民，造成政府财源不断缩减。明政府为保证财政收入，不断增加赋役，使得农民负担愈发沉重，阶级矛盾也日趋尖锐。与此同时，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环境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城市工商业逐渐发展兴盛，商品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丘濬虽然没有做过主管财政事务的官员，但他对缓解财政危机、增加国家收入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和主张。
何以为国理财
《大学衍义补》开篇，丘濬便提出国家治理的根本宗旨是立政以养民。立政养民，就是要求国家实行符合百姓利益的政策，保障百姓基本生活需要，使无离散失所之患，养民以保护农业为要，而保护农业的目的是要创造财富、再将财富聚集起来用以养民，这个过程，就是理财。
在立政养民的宗旨之上，丘濬为传统社会所讳言的“理财”加以正名，进而将“理财”分为“理国之财”和“理民之财”进行阐释。
对理财的基本认识。丘濬认为，财就是粮食与商品，百姓有食有用，社会才能安定，财用更是国家之根基，一日不可或缺。因此，国家要理财、生民也要理财，才能使财用源源不断，如此，才能存百姓、利国家，才是治平之道。
相对于封建社会传统讳言财利思想的长期存在，丘濬认为物质财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人人都想获得财富，但天下财富有限，国家和百姓都想拥有。因此，国家取财应谨慎有度，不能将民财据为己有，要取之于民，且合乎天理公平、不违背民情、与民同心，这才是国家安定的根基。他明确驳斥耻言财利的观点，认为“夫国家之所最急者，财用也”，如以聚敛为名反对理财，那么当国用不足时必然会引发横征暴敛，所以，讳言财利其实是为聚敛埋下伏笔。
但理财需要设立制度来加以调节。财富给予要靠天地，人年年都要消耗财富，但天地所能给予的财富却非年年丰裕，所以就不仅要设立稳定的制度加以管理，还要提前谋划。那么制度化的国家理财遵循怎样的原则？丘濬指出，天下财富是由每个人共同积聚而成，因此在分配时就应各得其所，天子和百姓各有用度。兼顾君与民的利益需要，取民有度，才能使百姓安生、天下治平，也就是要处理好国和民对社会产品的分配关系。
关于理民之财与理国之财。理财既然关系到国和民两方面，丘濬便把理财分为“理国财”和“理民财”。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次之，民财既理，国家用度自然充足。理国财和理民财的关系，以现代经济学视角来看，实质上是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国家要治理就不能不理财，理财虽是为国用，但实质还是为养民，所以应当敛散有度，因此，为国者都应知要为天守财、为民聚财，除去祭祀和民生之事，绝不能轻易为一己私利而浪费。
理国之财的基本原则。对于理国之财的基本原则，丘濬认为有三：其一，要有节。其二，要量入为出。其三，要去冗费。对于要有节，他说生之有道、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节用是万世理财之要义。
理民之财的基本原则。丘濬认为民富才能国富，主张让百姓富起来。一方面，他认为要听民自便，放手让私人进行获得财富的活动，国家不要做任何束缚或妨碍私人经济活动的事情，社会财富增值，自然可以通过征收赋税得到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他反对用杂税侵害包含富人在内的百姓的利益，国家不能不取于民，但也不应巧立名目任意征收，历代政权所实行的各种杂征都是罔民取利，并非正道。
何以为国聚财
基于“治国者不能不取于民，亦不可过取于民”的理念，丘濬对国家财用应当如何获取，分别从农业和工商业两方面进行了论述。
在农业方面视田而赋，征敛有道。
视田而赋。丘濬主张实行以土地为课税对象的制度，反对以户、丁为课税对象。对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他提出配丁田法，即以特定年度为起点实行限田，在此年度以前私人田产再多官府也不追究，但从这一年度开始一丁只许占田一顷，丁多田少的户允许买田但只限于买足每丁一顷之数，丁田已相适应的不许再买；对于年度开始前土地已超过规定限额的，允许全部保留但不许增买，有增买者不但对新买土地予以没收，对其过去所有的超额土地也要加以削减追夺。他认为实行这个方案既能不夺民所有，又可起到限制兼并的作用，这其实是对历史上平均地权这一理论的继承发展，然而这并未触动大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在承认大量土地私有的前提下，根本不可能彻底解决农民少地无地问题。
征敛有道。丘濬认为国家课税应遵循恰当的准则，取税于民即如取鱼于泽，绝不可太过，不能竭泽而渔。他痛斥厚敛，因为重税会致使百姓贫困破产而至逃亡，结果就只能是土地荒芜、国家财力日益匮乏，无力安定社会，而相反，如果实行轻敛政策，轻徭薄赋，可以使民乐其生，居者安心于田亩、流散者也汇聚而来，如此土地才能得以充分开垦、生产日益发展，财政收入自然增加，国家力量也得以强盛。所以“财者，民之心，得其财则失其心，苟得民心，吾虽不得其财，而其所得者乃万倍于财焉”。与此同时，他反对无物不税，也反对重复课税，对政府为获取税收而采取的摊逃、预借的办法，更是极为斥责。
在工商业方面他的基本主张非常明确，就是反对专卖制度以及官营活动，提出工商业应当完全交由民间去经营，以活跃市场进而增加国家收入。
他反对国家专卖，认为自然资源都是天地生物，应当用于“利民”“养人”，使全体生民“公共之”，即任何私人均有权经营谋利，国家应禁止少数人垄断，保证百姓共享。尤其对于盐利，他指责国家与大盐商垄断食盐，反对榷盐制度，认为设官专卖违背天地生物之意，因此主张废除榷盐改为在国家监督管理下实行私人生产和运销。在生产环节，灶户预先向官府申报，按每引缴纳“举火钱”（生产税）后由官府发给证明就可自煮自售，凡私自煮盐者则加以取缔。在运销环节，由商人自愿经营，商人在向灶户买盐后向官府申报数量，由官府给予“钞引”（规定销售数量的行销执照），再凭引到指定地区售卖，发给钞引时，每引收“工墨钱”一百文作为手续费。实行此法意在让百姓自主经营，国家不但可得自然之利，还可以增加收入，下不伤民、上不损官，一举两得。他还反对榷茶，认为盐茶都是生活必需品，国家若既向粮食征税，又向助餐的食盐征税，还要向助消化的茶叶征税，绝非仁政。
同时，他也对官营工商业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与民争利，不是国家所应做的。他反对所谓官营工商业可以打击商人操纵市场、稳定物价的说法，认为准许商人自由贸易经营，市场上货物充盈，价格自然不至甚贵，根本用不着官府来调节商品平抑物价，反而是官营容易出现种种弊端。可见，他已经认识到市场自发调节的作用，能够对市场活动有这样的认识，也是明中叶商品经济已有了相当发展的反映。但要指出的是，虽然他提出“民自为市”，但并非意味着整个市场可以放任自流，完全排斥国家的适当调控和管理。他提出普通商品可交给市场准许私商自由经营竞争，但主要生活必需品如粮食则必须由国家控制和掌握，以调节和稳定价格，这不仅能使人民生活安定，且可据以课征赋役。为保障市场秩序，国家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是设立常平司，运用轻重之权敛散之法实行宏观调控，以达成养民足食的目的。二是建立价格反应制度，为使国家及时了解谷物价格及动态变化，必须由下至上定期汇报。三是控制奢侈消费。为使民财不至过多消耗于奢侈性需求，以至影响物价稳定，要对某些商品实行特殊政策，如酿酒以粮食为原料，为使粮食不致过耗，应将酒价提至一倍以上以限制消费。
此外，丘濬在主张扩大国内商品流通时，反对明代海禁，公开要求开展对外贸易。他高度评价历代通商互市之法，强调开放海外贸易无害于民且有利于国。因高额利润吸引，百姓私贸难禁，若国家按前代互市之法征税管理，财政收入会增加，比苛捐杂税好。所以他建议恢复宋元市舶司，出海商人要呈报船只载重、货物种类数量、贸易地区及回国时间，且不能私带违禁物品，海外运回货物由市舶司检查、征税后才可国内售卖。这些建议，是对宋元互市制度的承袭和发展，虽然并未有过多创新，但在明朝的特定环境下能够提出出海互市由商人独立进行的建议，是难能可贵的。
何以为国管财
丘濬在财政管理方面的主张，主要体现在管理机构设置、国家预算审计工作、区分皇室和国家财政三方面。
设专官专管。丘濬认为户部所兼理庶务众多、事多端而职不专，所以对国家至关重要的财政管理相关事务，应当从户部分离出来添设专官专管，类似古之“计相”之职，凡内外仓库储备、远近漕运事务都由其管理，同时，稽核财政收入、审计财产、权衡货币及敛散调剂等事务，但凡国家用度都需经手，每月各地物价变化、仓储耗费也都要上报该司存备。以现代财政学视角来看，丘濬所希望设立的计相之主张，凡财政预算编制、统计管理、审计事务、货币管理、国家物资管理调度等工作，均归其管理，已具有类似于现代财政部的职能。
重预算审计。丘濬十分推崇《礼记·王制》的预算制度，并提出了详细的执行程序，每年户部应在符合农业生产规律的季节，即年终时冬十月至十二月编制预算，并核查灾伤、逋欠、蠲免、借贷情况，再统计内外新旧储积之数，计算一年之间所用几何、所存几何、剩余几年之蓄，也就是总览财政收入和支出情况。如此则国家用度有所稽考，知岁用多寡、蓄积有无，就能够预先准备，从而做出最恰当的安排。对于如何掌管国家财政收支之数、审计收支是否符合国家的方针政策、稽查收支之数是否与实际相符以防奸欺等，他建议仿唐人国计及宋人会计旧例，将明王朝自洪武到弘治各朝的财政收支情况，每朝一卷编成会计录以供后代参考。还主张应分官掌管，不能由一人兼任以防奸欺，对审计工作的考虑可谓周密。
议财权分置。丘濬有感于明中期以后皇室财政对国家财政的侵吞，主张公私财政要分开，建议仿汉代制度设内府、外府，严格划分二者权限，外府为国家财政，内府为皇室财政，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外府有不足可取之于内，内府则应尽量撙节省用，虽有不足也不可取之于外。内外二府之制有限制皇室开支之意，反映了丘濬的“邦本”思想，对当时明朝财政的情况而言，皇室支出已成为国家财政之大蠹，如若这一制度被执行，对于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势必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与限制皇室开支同时，丘濬注意到了明代官员低俸问题，认为这是造成贪腐的根源，应该厚其俸养，这与意图限制皇室开支对比，一增一减，表明了他用财须得宜的态度。
应当说，明中期后特殊时代背景下，丘濬对社会现实问题分析清醒且进步。他秉承以民为本思想，总结提出“立政养民”“为民理财”宗旨并丰富理论，强调善富国者先理财，国家理财应先养民、富民，这些主张有“经世”色彩，对促进经济、培养财源和改善民生有积极意义。作为中国古代财政思想宝贵遗产，其合理性和进步意义值得后人称述。
（曹琳，河北经贸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财政史。）
摘自：中国财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