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秤砣称“权”，秤杆称“衡”，合起来便是“权衡”二字。作为国家法定的计量工具，秤成为公平公正的象征，一桩桩交易就在权衡的此起彼伏间完成。
权衡器不但与农业生产、商品贸易等必要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而且还关系着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可以发现，从秦代到宋元时期，权衡器的单位量值大体呈现增长态势，这与国家经济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直接相关：生产力提升使粮食、盐等称重需求增加，推动单位量值逐步提高；而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且社会趋于稳定时，单位量值也会相应稳定。
权衡制度作为中国古代度量衡制度中的一部分，发展至宋元时期已经相对成熟。迄今为止，在出土、传世以及著录的历代权衡器中，元代铜权的数量最多，已达400多枚。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元代权衡制度和财政政策的实物资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朝的社会经济情况。中国财税博物馆藏的这枚元代铜权为六棱形，正面铭“大德四年大都路造”（图①），背面铭“二十五斤秤”“斤半锤（八思八文）”（图②），其余四面铭波斯文和回鹘蒙文“二十五斤秤”“斤半锤”。铜权实重771克，悬钮部有明显的系绳磨痕。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的一幅元代壁画《卖鱼图》（图③）直观展现了铜权的使用情况。元朝政府曾多次明令禁止民间私自制造度量衡器，这个权力完全掌握在官府手中。中央将标准器颁发给各路，由各路控制其铸造使用，因此元代铜权往往刻有路、府、州等各级监铸官府名称；如遇帝位更迭，年号变更，元朝政府会重新铸造新权，并铭刻年号。“大德”是元成宗的年号，“大德四年”即公元1300年。经过元世祖忽必烈的一系列有效制度，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已逐渐恢复，元成宗继续采行汉法、振兴文治，这使铜权在类型、铭文、重量等方面都趋于完善。
“大都路”隶属中书省，为元代中央直接管辖地区（今京津及河北北部地区）。在元代所有刻铭铜权中，“大都路”铜权分布范围最广——东至辽宁东部地区，西逾内蒙古托克托县，北及内蒙古赤峰，南达河北沧州，反映了河北、内蒙古、辽宁等地和元大都（今北京）之间贸易往来频繁。
元代的统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恢复以及全国交通运输网的完善都为商品流通创造了条件。元代各种商品均可在城市市场获得，大都路作为元代的政治中心、商业中心，各地商贾云集，经济辐射能力强。元人曾赞其“东至于海，西逾于昆仑，南极交广，北抵穷发，舟车所通，珍宝毕来。”大都城内有米市、面市、菜市、蒸饼市、胭粉市、果市等各种行市，这些商品的流通和交易都离不开铜权。除了经营店铺的坐商外，元代还有从事长途贩运的行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就曾发现4件元代杭州商家制佛像金箔的商业广告，由此可见西北与东南之间发达的商业贸易与商品流动。铜权的异地分布多是这些商人贸易往来的结果。铜权铸刻的“八思巴文、回鹘蒙文、波斯文”等铭文，表明元朝贸易的国际性，不仅方便蒙汉民族交流，而且也方便了波斯人和元人之间的经济往来。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农业为本，商业为末，商人社会地位很低。但元朝的情况就不一样。元代无论官营商业还是私营商业都受到政府保护，所有大商人，不论是色目人、西域人，只需纳税，都受到蒙古政权的保护。在蒙古国初期，对商人征税并未实现，蒙元朝征税始于太宗窝阔台。伴随着国家的相对稳定，政治体制的形成，国家财政的支出越来越多，仅靠在战争中劫掠已无法满足。1229年，在耶律楚材的建议下，太宗正式设立十路课税使，此后还设立了专门管理商业税的机构。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记载，成都 “城内有一座大桥横跨大河…… 桥面上有许多店铺，售卖各类商品，其中较大的建筑是收税官的居所。所有过桥者均需缴纳通行税，大汗每日仅从这座桥即可收入一百金币”。
那么，元朝的商业税税率是多少呢？为了鼓励商业经济发展，元朝统治者制定了较低的商业税税率。太宗八年（1236年）定天下赋税，商税三十分取一。马可·波罗在游记中也谈道：“我们曾经说过那些拥有上千工场的十二种工匠，以及在京师和内地往来买卖的商人，或海外商旅也同样要支付百分之三又三分之一的税。”与商业都会不同，边远地区由于交通不便，物价较高，商旅艰难。黑水城出土的一封元代家书中记载了至正四年 (1344年) 甘肃行省甘州路的真金、锦、绢等商品的价格，其中金价较之同一时期江浙一带的金价高出1.6倍，绢价则是该地区的2.1倍。因此元朝统治者对边远地区实行了六十取一的税率，每遇灾荒还常有减免。这些都体现了元朝重商的经济思想和财政政策。
税收制度的标准化、规范化，使地方官员无法盘剥压榨商人，自然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当时还规定，商人必须按月纳税，纳税后才可以进入城乡市场进行贸易。如果没有纳税凭证，或不出示凭证则为匿税。如匿税“物资一半没官”。为了打击偷漏税行为，又规定“于没官物内一半付告人充赏”。由于商业繁荣和相当严格的商业税法规，元朝的商业税收入自然是非常可观的。从1270年到马可·波罗离开中国前夕的1289年，元政府的商税收入在二十年的时间增长了近十倍。然而，由于商业日臻繁盛，兼有统治者的巧取豪夺，所有商业税税种不断增加，税额激增，逐渐成为元朝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