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稳固，但总需求不足是突出矛盾。受供需失衡影响，房地产、光伏等行业企业亏损，航空、餐饮等领域竞争加剧，金融、电商等行业频现裁员降薪。未来5—10年提振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课题，笔者所著《消费繁荣与中国未来》一书就是来讨论当下消费这个大话题的，会给读者提供一个思路。

为何提振消费

消费，既是经济循环的起点，也是经济循环的终点，更是人类一切投资和生产活动的终极目的。

个体消费抑制的背后，有深层次的宏观原因。微观层面的消费抑制，是指居民收入不足或储蓄过多而压缩了当期消费，导致消费倾向下降的现象。而宏观层面的消费抑制，则是指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低，以及社会保障程度较低，对经济前景预期变差等造成的居民消费在GDP中占比太低，从而导致总需求不足，经济循环放缓甚至陷入衰退。

从供给角度，经济学基本原理是经济增长潜在边界由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制度变迁及企业家精神作用等因素决定，总需求决定潜在生产能力实现水平和经济实际增速。不过，工业化大国若实现消费需求持续增长，也会提升潜在增长率，这点常被忽视。

一方面，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扩张市场规模，更大的市场规模能容纳更多分工，分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头，即消费繁荣可推动分工细化带来的斯密增长。另一方面，消费需求持续增长使更多产能被利用，转化为要素收入和利润，为企业研发等创新活动提供可能，推动创新带来的熊彼特增长。

如何提振消费

从消费抑制到消费繁荣、建成消费型社会，是中国经济必须跨越的坎，跨过这道坎，中国经济会更好。然而，仅依靠经济自身力量，难以从以消费抑制为特征的经济循环中走出来，必须依靠强大的逆周期政策打破，依靠深化改革措施扭转。

要由建设财政向民生财政转型。具体而言，就是将财政支出的主要方向，从增加基础设施建设、补贴生产、补贴出口，尽快转向社保、医疗等民生支出，或直接补贴居民消费。总之，财政政策必须深度转型，从扩大基本建设投资、补贴生产者、补贴国外消费者，逐步转型为惠民生、补贴国内消费者。

第一需要货币政策的创新机制。当前，中国货币政策已由稳健转向适度宽松，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无法适应当前需求。一方面，房地产、基建及企业投资信贷需求与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阶段不可比；另一方面，传统机制下，降准释放的流动性易流向重资产企业或有国资隐性担保背景的投资项目，促投资效果大于促消费。为促进消费繁荣，应重视货币政策通过资本市场财富效应提升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信心的作用，以及宽松货币政策对消费信贷的促进作用，建立货币政策促消费新机制。

第二需要深化改革，提高居民收入促消费。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是消费繁荣的基础。但当前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低，这是抑制消费的主因。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长期需增加就业、提升工资水平，而就业和工资性收入增长又依赖消费繁荣，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

第三从收入端促进消费繁荣，当前急需通过发钱、发消费券等一次性收入增长或股市财富效应等外部力量，打破总需求收缩和收入下滑循环，启动消费市场；中长期应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减少公共部门、垄断行业和稀缺要素分配占比，提升居民转移性收入，建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的长效机制。

第四，需要产业结构深度转型。中国传统产业大多产能过剩，大量企业在有限市场过度竞争，转型升级需求迫切。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农产品、工业品、传统服务业等基本需求增长空间有限。笔者十几年前在《新供给经济学》中提出，“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前，世界对其需求为零，只有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才能带来持续经济增长”。而新供给创造新需求，需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动经济结构深度转型。

第五，需要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中国民营经济在消费和服务业领域占比高，是居民就业和收入主要来源，所以充分释放民营经济活力，才能推动居民收入增长与消费繁荣。同时，在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互联网等领域，民营经济引领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创新。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力源泉，只要提振其信心、支持其发展壮大，中国消费繁荣时代定会到来。

笔者认为，相较于过去40多年建成全球最大基础设施与制造业产业链、形成全球最大工程师队伍和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畅通和繁荣消费显然更容易。只要执行正确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推动提高居民收入占比的改革，释放全球最大市场的消费能力，就能为中国经济增长重新打开巨大发展空间。

来源：中国财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