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出身，意外踏入财经教育之门

1962年，我考入江西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南昌大学，读有机化学专业，1967年毕业。1969年分配到九江武宁县水泥厂，在生产一线一干整整十年，那十年天天和水泥原料、窑炉打交道。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开始重新统筹调配科技人员，命运才有了转机。恰逢财经院校复办，贸易经济专业急需懂化学的老师，开设商品养护、检验、包装、化工商品这类课程。靠着同事们的举荐，我接到调令走进江西财经学院。就这样，一个化学出身、没有财经专业底子的人，意外踏上财经教育这条路，从此和财经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我到校的时候，学校刚复办，落脚在南昌昌北蛟桥，校园只有六十多亩地。到处都在施工，校舍还没完工，一边基建，一边招生开课。亲眼看着老师们在简陋条件下备课，学生们抓紧一切时间读书，争分夺秒，我们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为国家培养急需的财经人才。

1980年，学校争取划入财政部部属院校序列，这件事我全程亲历。学校派两位领导到财政部人事教育司汇报人才培养的设想。学校迫切办学的执着与对财经人才培养的科学规划打动了人教司，也得到部党组的认可，最终批复将学院纳入部属院校。江西属于中部欠发达地区，能拿到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归属财政部之后，办学资源明显改善，发展驶入快车道，源源不断为改革开放输送财经人才。

1988年起，我离开讲台转入行政管理岗位，先后担任江西财经学院副院长、江南财经管理干部学院党委书记。前后十六年在院校工作，我切身感受到部党组对财经人才培养长远布局。几任部领导始终牵挂部属院校建设，再忙也会抽时间到校调研，面对面听取我们办学中的难题。人教司的领导和各处室同志更是事事为院校着想，尽力帮我们化解教学、科研、基建上一道道难关。很多老同志到现在，还时常念起杨春一、张庆荫、张玉泰、余蔚平等人教司当年的同志。财政部这六所部属本科院校，撑起了国内财经教育的主干。如今各行各业经济岗位上，大量骨干都是从这几所学校走出去的毕业生。

在院校工作多年，我最深的感悟是：办财经教育，一定要紧跟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固本培元，既重专业学识，更重品德修养，坚持为国家输送德才兼备的人才。同时，院校也要承接财政领域调研、政策研究、法规起草等前期工作，成为财政部重要的智库力量。后来全国高校管理体制调整，原先财政部六所部属本科院校，三所划归教育部，三所由地方管理，院校的发展格局由此迎来新变化。

跨界转岗，在出版业边学边干

1995年10月，我调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任总编辑，1997年改任社长兼总编辑，直至2005年退休，在出版社整整工作十年。

刚到社里的时候，我对出版业务并不熟悉，工作跨入了一个全新赛道。很多出版专业术语、书稿编审流程、印装成本核算、版权规则，都要从头学起。白天跟着编辑们一起看稿、参加选题会，蹲在排版车间了解制版流程；晚上抱来出版规范、校对手册啃读，遇到拿不准的问题就拉住资深编辑请教。就这样边干边学，一点点摸透出版全链条，经过一段时间磨合，慢慢完成了身份转换。虽然岗位变了，但内核没有变，依旧是做财经知识传播。彼时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专业财经出版社。出版社的定位十分清晰，它不只是普通的财经图书出版单位，更是财政部直属的宣传窗口。

出版社的业务主要分为四大板块。第一块是服务财政部政务工作，承担财政部各类财政财务制度法规、政策解读、政策普及读物的出版工作。第二大块是全国财经类大中专教材出版。很长一段时间，全国大量财经高校、中专的核心教材都由我们组织出版。第三块是国际合作出版，在财政部国际司出面协调支持下，我们承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类年度报告、《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出版工作。在部领导的支持和推动下，我们尝试与国际著名出版机构合作，和美国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共同成立易文分社，有选择地引进美国商学院会计、金融、财务管理等原版教材版权，把海外比较成熟的商科知识引进国内，开阔国内学界视野。第四块是学术专著出版，吴敬琏、费孝通、厉以宁、张卓元等国内一大批学者的重要经济著作经由我社出版面世。

199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社里牵头推进一项重大出版工程，策划推出一套大型财经主题丛书，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的经济建设发展历程与辉煌成就，其中包括《奠基：中国经济50年》《中国财政50年》《中国税收50年》等著作。这套丛书由刘仲藜、金人庆、项怀诚等领导亲自担任主编。为打磨好书稿，我们汇聚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众多知名经济学家，先后多次召开提纲研讨、稿件审读和定稿会。整套丛书历时近一年筹备，赶在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国庆前夕正式面世，在当年新闻出版总署的图书评奖中获得较高评价。与此同时，我们还策划推出《中国经济丛书》《经济活页文选》等系列出版物，持续聚焦国内经济热点，面向社会开展财经知识普及与学术研讨。

那十年，正是国内出版行业经历剧烈变革的时期。出版社原本属于事业单位，随着中央文化体制改革逐步推进，出版行业被列为试点，率先启动转企探索。在我退休后的几年里，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经营性出版社全面完成转企改制。改革为行业注入新活力，后续几届社领导班子接续奋斗，开拓多个全新出版赛道，推动出版社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体制改革之外，行业准入规则也发生重大变化。早年新闻出版署实施出版专业分工制度，财经类图书由专业财经出版社负责出版，其他出版社不得随意涉足这一领域。2000年前后，图书市场准入政策放开，各类出版社均可出版经济类读物。此前教育部财经类教材指定由我社承担出版任务，政策调整后改为公开招标模式，我们传统的教材业务份额持续分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我也亲眼见证了印刷技术的迭代更替。我们社自建铅印印刷厂，早年不少外社都把书稿送到这里承印。电子照排技术普及之后，传统铅印工艺慢慢退出舞台，老厂赖以生存的业务基础不复存在，在我退休之后，印刷厂最终关停。电子出版、网络出版与新媒体相继兴起繁荣，延续数百年的纸质平面出版，迎来诸多全新挑战，这需要新一代出版人接续探索、奋力应对。

对财经传媒阵地的思考

从我退休离开出版社，一晃已经二十余年。这些年我关注到财政部下属的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等传媒阵地，无一不受到新媒体浪潮的巨大冲击。早在1999年前后，时任部领导就曾召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国财经报社、中国财政杂志社等几家单位负责人开会，提出组建传媒集团的构想。当时计划整合各方资源，实现统一印刷、统一发行，减少重复建设，盘活现有存量资源。这一构想立足当时行业现状，重在传统业务资源整合，聚焦解决彼时面临的现实课题。

如今各单位都在主动调整，努力适应全新的传播与出版环境。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迁，我始终坚信：财政部直属的出版传媒机构，既是财政部的宣传窗口，也是观察、传递中国经济声音的重要平台。它恒定不变的使命，就是服务财政部各项工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鼓与呼。

从财经院校到出版社，大半辈子与财经事业相伴。我的体会是：国家财经事业，需要一支规模宏大、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才队伍，这正是高等财经教育肩负的使命；而财经政策解读、专业知识的普及传播，离不开出版传媒的力量，这便是出版社的职责所在。教育与出版，是财政事业不可偏废的两翼。体制机制会随着时代持续改革迭代，但人才培养、智库建设、政策宣传、知识普及这些根本性任务，将始终伴随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全过程。

摘自：中国财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