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前身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财科院）办理了退休手续。算起来，从198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一直到退休，我在这里工作了整整35年。

身边的朋友常说，我看着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我跟学生打了一辈子交道，心态始终跟着年轻人走。

有时候我也会回想，和我同时参加工作的大学同窗们，在国家机关工作的有很多，干的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而我几十年如一日地待在财科院的研究生教育岗位上，做的是繁琐的小事。虽然我没有诸多建树，但每每看到学生们的笑脸，我的心里就很踏实。我觉得自己就像个默默的守望者，守着财科院这方研究生教育的天地，迎来送往，看着一届届学生成长、成才。这份沉甸甸的成就感，是用什么都换不来的。

脚下沾泥，才能心里有底

时针拨回到2004年。那一年，我考上了财政科学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财政经济学家、教育家，“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叶振鹏先生。

经过一年紧张的课程学习后，我很快就进入了毕业论文写作阶段。经过多次讨论，叶老师最终建议我研究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个选题在当时很新，也很难。自赤脚医生的时代过去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合作医疗制度基本上不起作用了，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比较严重，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要做这个选题，有些问题就亟须了解：农户们对新型合作医疗的真实态度如何？地方政府出资一部分，地方财政资金能保证持续性吗？中央财政出资一部分，又会构成多大压力？这些问题涉及新型合作医疗的可持续性，也涉及使用财政资金的安全和效率，很有实践意义。

新农合是2003年开始试点的，由于时间不久，相关的文献资料很少。我查遍了知网等平台，又翻遍了报纸和杂志，能找到的基本都是新闻报道，根本没有系统科学的统计数据。我越找越焦虑，就跑去问叶老师怎么办。

叶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学者的良心是为国家献良策，切不可闭门造车。研究真问题，坐在办公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你得下基层去，到田间地头去看看。”我说，可我之前没有单独承担过类似的调研任务，觉得困难重重。叶老师又说：“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只有在实践中发现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否则就容易陷入隔靴搔痒的窘境。”他让我拟一份调研提纲给他，之后又帮我作了补充和修改。

不仅是叶老师，曾任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的许毅老先生，也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

有一天许老来所里，我去办公室看他，他戴着一副大墨镜（当时已患有眼疾），坐在轮椅上。当我告诉他我要去基层调研时，他非常高兴地说：“好啊！做学问就是要脚踏实地。正好，我有个博士也在研究农业龙头企业问题，你们俩组个队。”

许老亲自帮我们联系了山东省财政部门。我们去了当地财政局、卫生局，但更多的时候是在村里。我曾遇到一位农民大叔把皱巴巴的医药费单据拿出来，小心翼翼地问我还能不能报销；也听到大棚里的种植户一边干活一边算账，跟我说有了这个政策，心里终于踏实了点。

有了这番经验后，我趁热打铁，又去了安徽、江西等地调研，把这些一手的资料和数据都带了回来，在叶老师的指导下，形成了几篇详实的调研报告。这些珍贵的资料也为我的博士论文论证，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支撑。

2007年，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全票通过。五位评审专家一致评价：资料详实，论据有力。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对这篇论文进行修改和完善，于次年出版了专著《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研究》，至今仍有发行。

可以说，正是叶振鹏老师和许毅老先生的鼓励与支持，使我能够在不断的实践中发现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教会了我做研究不能飘在天上，脚下必须得沾泥土。这种唯实的治学精神，也是我们财科院几代人薪火相传的“传家宝”，一直坚守。

推倒书本与实践的围墙

2008年，我成为一名硕士生导师，2010年评上了研究员。身份转变后，一个强烈的念头也随之而来——我要把恩师教给我的东西，教给我的学生们。

我在财科院教务处主要负责研究生管理工作，同时也开设了一门课程，叫《证券投资》。这门课我一讲就是十几年。如果是照本宣科，这门课很好上，讲讲K线图、背背理论就绰绰有余了，但我希望自己能够言之有物，让学生从中多少获得一些知识和技能。既然我是从实践中走出来的受益者，那就把我的课堂也变成实践场。

我常跟学生说：“金融市场瞬息万变，书本知识必须与市场实践相结合。”为了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真实的市场，我利用丰富的校友资源，推倒了书本与实践之间的围墙。讲基金，就邀请华夏基金的经理来现身说法；讲投行，就邀请顶级的券商来介绍行情；讲保险，就邀请保险公司的总经理来现场解答。

我甚至直接把课堂搬到了公司里。记得有一次，我组织学生前往北京证券交易所开展现场教学。北交所里有一口钟，是企业正式上市时用的。征得管理人员同意后，我让学生们上前摸了摸，每个人都轻轻敲了一下。当时，有个负责接待我们的年轻女孩激动地跟我说：“孟老师，您这种课太有意思了！我读研时怎么都没有这样的实践机会，真羡慕您的学生。”

除了教学，在日常管理工作中，我也坚持贯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方法论。有段时间，学生们对硕士三年学制提出异议，希望能缩短为两年。面对诉求，我没有主观臆断，而是组织开展了详尽的问卷调查和座谈会，并对比其他高校的做法。最后形成的改革方案，因民意基础扎实，推行得非常顺利。

我觉得，这就是传承。当年恩师“逼”着我去基层调研，如今我带着学生去现场实践。调查研究这根接力棒，我没有掉链子。

做学生职业生涯的摆渡人

在财科院工作的35年里，相较于教务处副处长、处长的行政头衔，我更喜欢“孟老师”这个称呼。

做老师的，最大的心愿就是见证着学生有个好前程。近些年，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看着学生们在求职路上焦虑、碰壁，我心里比他们还着急。我常想，财科院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我们的校友遍布财政、金融各个关键岗位，这理应成为支持学生成长的坚实后盾。

我记得有个学生，论文的研究方向是政府债务，我结合她的学术能力和性格特点，推荐她去财政部相关业务司局进行专业实习。这段珍贵的实习经历，不仅为她的毕业论文提供了开阔的视角和扎实的素材，也让她对债券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毕业后，她进入了一家知名证券机构，如今在债券领域干得风生水起，已经小有名气。

像这样的小事，我做过很多。每当有校友单位招聘或者招募实习生时，我都会严格把关，推荐品学兼优、踏实肯干的学生。

我常跟学生们说：“今天老师和师兄师姐为你们‘摆渡’，希望未来你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有所建树时，也能回过头来，拉一把你们的师弟师妹。”

这也是一种传承。财科院之所以能生生不息，不仅仅是因为学术做得好，更是因为这种代代相传的温情和团结。

三十五载弹指一挥间。这一路走来，我始终坚守研究生教育阵地，坚守在人才培养的一线，也渐渐成为一名博士、三级研究员、处长，退休后也仍在发光发热。回首过往，我不由心生感慨：是财科院这个平台培养了我，是这个伟大的时代成就了我，成就了所有人。我从恩师手上接过了“唯实”的火把，把它融进了教学和管理，后来又把这火种传递给我的学生，指引他们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作为一个研究生教育工作者，能看着财科院学子们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收获，也是我人生最满意的答卷。我坚信，财科院研究生教育事业的欣欣向荣，定会让许毅、黄菊波、叶振鹏、王世定这些老前辈们倍感欣慰——他们用一生深耕的教育沃土，如今已繁花满枝，蔚然成林。

来源：中国财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