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杨敏，1978年进入财政部工作，历任工业交通商业财务司、工业交通财务司制度处科员、副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1994年后提任条法司，先后任副司长、巡视员、司长；2010年调任会计司司长。2015年退休。

采访者：本报记者 刘祎璠

1978年12月28日，寒冬腊月，24岁的杨敏背着行囊走进财政部大门。彼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落幕，改革开放的春风正拂过全国大地，全国一年财政总收入不过一千多亿元，国营企业和财政的分配关系是统收统支。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原本一心想考哈工大、立志学工科的湖北知青，自此扎根财政制度建设近四十载，先后驻守工交司、条法司、会计司三大业务司局，以一支笔、一摞制度汇编、无数趟基层实地调研，亲历了中国财政财会制度改革和发展历程。

错位入行

杨敏青年时代下乡成为知青，早早入了党。学生时期的她满心向往理工科，填报志愿时，第一志愿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第二志愿是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满脑子是机械、土木与工程建设，压根没想过日后会和算盘、账本、财务会计制度打一辈子交道。受入学名额等因素限制，她无缘心仪的工科院校。恰逢湖北财经学院在当地招收一名新生，招生老师看中她党员身份、高中毕业的扎实底子，将她调剂至商业经济专业。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她有些茫然：旁人说读这个专业就是“天天打算盘、记账目”，和自己的理想相去甚远。然而一到学校，她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商业经济专业涵盖政治经济学、商业经济、价格、计划、会计、统计、商贸等多方面内容，但很多知识都偏重理论、不够系统。

1978年，财政部到湖北财经学院招录知青干部，将原本学商业经济的学生统一分配至工业交通商业财务司商业处。等杨敏到岗时，相关岗位早已满编，人事部门便把她分到该司的制度处。

一纸分配通知，彻底扭转人生轨迹。初入财政部，老处长丢给她厚厚一本刚完成的财务制度汇编，档案柜里也密密麻麻，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涉及各行各业的财务制度资料。没有完整学习资料，没有专门培训，杨敏只能靠着多请教、死记硬背啃条文。一年到头，处里电话不断，各地财政局、国营企业轮番来电咨询专项资金口径、更新改造资金归类、成本开支范围和各项费用划分。初出茅庐的她接起电话，不懂就追着老同志、老处长请教，在一问一答间，一点点摸透当时计划经济时期财政制度的底层逻辑。

她常感慨，人生处处是意外，没能穿上工装搞工程，反倒一头扎进国家财税制度建设里，“干一行，爱一行”，潜心深耕。

工交司：聆听基层一线诉求

在工交司制度处工作的十六年，恰好是改革开放后国营企业各项财务制度改革的关键阶段。改革开放前，全国国营企业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其财务成本费用开支划分、固定资产折旧管理和利润分配实行的是统收统支制度：企业全部经营利润计提折旧全额上缴财政，生产、基建、采购所需资金再层层向财政申请拨款，国营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扩大企业自主权、搞活国民经济”大政方针后，工交司成为国营企业财务制度改革的核心起草部门，杨敏全程参与。国家和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经历了企业基金、利润留成、承包制到利改税的四轮制度迭代。

1979年，国内推行企业基金制度，制度规定企业可从年度利润中计提5%专项基金，一部分用于企业再生产，一部分作为职工奖金。在全民固定工资、没有额外奖励的年代，这笔奖金成了撬动企业活力的第一根杠杆。为确定计提比例，杨敏随时任副部长谢明、司长陶省隅、处长吴翠兰等五级干部组成调研组跨省实地走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交通落后，去往西南重庆要坐数天轮船，落脚的老旧招待所老鼠随处乱窜，一出门调研动辄在外奔波一个多月，足迹遍布一汽、二汽、石油等多个行业。

调研路上有个细节让她印象深刻：地方座谈往往提前统一汇报口径，基层干部按照预设“话术”汇报相关数据，调研组很难听到真话。一次，在湖北调研固定资产折旧政策，老同学私下找到她坦言，县委提前召集财务人员开会，统一了应答口径。自此，杨敏养成习惯，在座谈之外单独走访一线财务、车间工人，跳出官方汇报，摸清企业真实亏损、成本压力。电力企业提出输电线路自然电损应当纳入成本核算，煤炭企业受自然灾害影响产能骤降。这些会议室里听不到的诉求，都靠调研走访收集，最终变成制度修订内容。

企业基金制度落地后，企业诉求持续升级，接续出台利润留成制度，制度设计参考上世纪50年代财政政策，进一步放宽企业留存收益比例；短暂试点国企承包责任制，约定企业固定上缴财政定额，超额利润全部自留，作为市场化过渡探索；历经多轮测算打磨，80年代中后期推进利改税，彻底取消国企上缴利润模式，以法定企业所得税划定国家与企业收益边界，从制度上终结统收统支，奠定国家和企业利润分配基本框架。

十六年光阴里，分量最重的工作莫过于推动1993年全国落地实施“两则两制”改革：《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以及配套的13项分行业会计制度、10项分行业财务制度。这是新中国企业财会制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改革。改革之前，农业、煤炭、铁路、外贸、银行、文教等不同主管部门，各搞一套财会规则，财会制度割裂、口径杂乱，外资进入后看不懂国内企业报表，严重阻碍对外开放。“两则两制”打破所有制、行业壁垒，全国统一财会规则，国务院授权由财政部统一制定，同时放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产品研发费用税前抵扣政策。新政落地当年，国家财政直接拿出大量资金，用于企业财会制度改革。彼时全国财政年收入仅两千亿元上下，短期财政承压，但加速折旧、研发抵税让企业可以提前摊销成本、留存资金搞技改，实实在在盘活千万国企。杨敏全程参与财务通则条文撰写，从固定资产折旧计提年限，费用摊销计提标准，到“账”字的写法、标点标注，都要反复推敲打磨。短短数年，改革红利持续释放，企业财权扩大，国家税源不断扩容，财政收入一路稳步攀升。

早年国家财力薄弱，还有一件小事令她印象深刻：80年代，环保部门上门争取环保治理专项资金，年轻的她满心认同环保建设，可老领导一语点破现实：“老百姓温饱尚且没解决，现阶段财政没有富余财力投入环保。”听闻这番话，杨敏内心深有感触：发展阶段不同，财政资源分配必然有所侧重，改善民生与生态保护需要循序渐进、统筹推进。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国家财政实力稳步增强，生态环保投入持续加码。数年后，排污费实现常态化征收、环保税立法落地。亲眼见证国家财力从捉襟见肘到稳步壮大，生态环境保护从兼顾安排上升为重要国策，她真切感受着中国经济腾飞的强劲脉搏。

条法司：搭建法治财政骨架

1994年，凭着在工交司十余年起草制度文件积累的扎实功底，杨敏提任条法司副司长，2001年升任司长。又一个十六年，她从企业财务制度起草参与者转变为全国财政顶层法规建设的牵头人。恰逢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正式颁布，当年全国分税制财政体制落地，条法司的核心工作便是配套完善全链条财政法律法规，组织协调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财政转移支付管理办法、财政监督条例、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制度，同时参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法制办组织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车船税、注册会计师法、政府采购法等数十部财税法律法规的立法起草或修订工作。

条法司除起草立法外，还承担财政行政复议与行政应诉工作。1998年，一家药材公司因产权界定结果不服财政部行政决定，一纸诉状将财政部诉至法院，这是财政部较早接到的行政诉讼案件，杨敏亲自带队出庭应诉。从梳理法规依据、整理案件证据到法庭答辩，全程亲历财政行政执法法治化落地让她深刻感受到，财政权力运行必须置于法治框架之下，每一项行政决定都要有坚实法律支撑，经得起司法检验。因此，她积极参与了推动后续财政复议、应诉制度规范化建设。

立法是极为精细的工作，一部法规从初稿到落地，要历经财政部内部多轮修改、向全国各地和多部委征求意见、国务院审议、人大审议，条文修改动辄数十稿，一字之差都会牵动财政收支变化、涉及市场主体利益。常年伏案推敲法条，杨敏坚守工作底线，她常说财政公权姓公，条法司不管资金分配，不用面对分钱分物的诱惑，守着制度立法的岗位，既是自我约束，也是职责自省。数十年清正自律，严守保密纪律，不该打听的不问、不该触碰的不拿，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立法。

会计司：打造财会准则标尺

2010年，56岁的杨敏调任会计司司长，开启职业生涯最后一段攻坚旅程。相较于工交司聚焦企业财务、条法司立足财政立法，会计司工作面向全社会，管辖全国近三千万会计从业人员、全行业数千家会计师事务所，还要牵头我国会计准则和国际接轨工作，彼时我国加入WTO已近十年，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是时代刚需，新领域、新挑战扑面而来。

履职期间，摆在她面前的两大核心任务：一是会计准则持续国际趋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频繁修订准则条款，国内有些方面及部分学者呼吁跟随国际改动规则。杨敏秉持“问题导向”原则，直言国内现行准则落地后运行平稳、无实质性漏洞，盲目跟风频繁修改准则，会打乱企业成本核算、利润计提规则，直接影响国家税收与企业经营，但全球化大势不可逆，不能闭门造车。她牵头组建专项研究团队，逐条研判国际准则修订内容，立足中国企业实际，有理有据向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反馈中方意见，既适度接轨国际，又守住本土财会制度底色，促成多项国际准则修订吸纳中国实务经验。

二是搭建全国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体系与会计信息化建设。在准则框架基本稳定后，杨敏牵头出台全国企业内部控制顶层管理办法，配套分行业内控细则、2015年促成我国内控标准委员会与美国COSO签署合作备忘录，打通国内外内控标准交流通道。同时，紧跟数字化浪潮，跟进XBRL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电子化记账、会计工厂新业态制度制定，走访中兴通讯设在陕西的全球会计工厂，目睹企业依托低成本人力集中处理全球账务，倒逼财政完善数字化会计监管规则，适配新业态发展。

退休寄怀

从1978年入职到2015年退休，杨敏近四十年投身财政，是多次重大财政改革的亲历者。能够见证国家财政壮大、财会制度体系完善，她笑称自己是幸运的，赶上了改革开放，也用半生耕耘见证了中国财税改革从起步到稳步推进的历程。

回望近四十年财政生涯，结合亲身经历，她对新一代年轻财政干部留下三句发自肺腑的叮嘱：

心怀大局，站稳政治与民生站位。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所有政策制定紧跟国家大政方针，做决策既要算精细经济账，也要算民生账、政治账，如取消农业税，从经济层面减少财政收入，却惠及亿万农民，是立足国情的重大民生抉择；日常坚持做好工作笔记、学习笔记，吃透顶层政策，让有限财力落到民生与实体经济刀刃上。

耐住冷板凳，守住廉洁底线。财政制度工作是细活，立法、政策测算需要沉下心抠细节，摒弃浮躁心态；手握制度制定权限，严守纪律规矩，敬畏公权力，清白做人做事。

精进本领，兼顾实地调研与现代工具。新时代财政干部不能只懂财会条文，要通晓大数据、数字化财税工具，善用线上调研，但永远不能替代线下走访，唯有走进工厂车间、基层县市，跳出纸面数据，才能听见真话，制定贴合现实的制度。

摘自：中国财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