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流传着一句关于老北京城门的俗语：“朝阳门运粮，阜成门运煤，西直门引水，崇文门收税。”作为元、明、清三代京城东南门户，崇文门素有“税门”之称。从明代成化年间设立崇文门宣课分司，到1930年正式裁撤税关，四百多年来，这座城门把守着京师财货的咽喉，成了天下万货汇集京华的征税枢纽，也曾留下二品大员进城仍需缴纳商税的轶事。一扇城门，映照出古代城市商税制度的设计本意，也折射出传统榷税体系根深蒂固、难以根治的深层积弊。

从大通桥码头到京师总税关

崇文门的税关地位之重，得益于大运河造就的独特地理优势。元代郭守敬开凿通惠河，漕船可由崇文门直入城内积水潭，那时它尚叫文明门。明初定都南京，通惠河日渐淤塞荒废。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漕运码头由城内积水潭迁至大通桥，大通桥码头与崇文门咫尺相邻。江南运来的丝绸、茶叶、烟酒、各类杂货，经漕船运抵大通桥卸货后，绝大多数商旅货物均需经由崇文门进入京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征收商税的天然锁钥。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朝廷正式设立崇文门宣课分司，专门监收往来商货赋税，这是崇文门税关制度化的正式开端。弘治元年，朝廷进一步优化税制：“京师九门皆有税课，而统于崇文一司。”原先正阳门、安定门、德胜门等九座城门分散征税的权限，全部归集至崇文门宣课司，由户部直接派遣主事、御史监理税务，不再归属顺天府地方管辖。自此，崇文门不再是单一城门的小型税卡，而是统领整个北京城的商税总衙门。

明代的崇文门，位列全国运河八大钞关之一。万历年间，崇文门年度商税定额达6.89万两白银，天启年间增至8.89万两，一度位居八大钞关首位。入清之后，朝廷完全承袭明制，续设崇文门税关。税关最高长官为崇文门监督，设正副二职，由皇帝直接从王公、部院大臣中遴选委派，任期一年，不得连任。税关除统筹管理京城九门分税卡外，还管辖卢沟桥、东坝、海淀等外围税口，构建起覆盖京师全域及周边腹地的完整征税网络。

在清代财政体系中，崇文门税关的地位极为特殊。其所征税银一分为二，一部分上缴户部，纳入国家正项财政；另一部分盈余银两划转内务府，支撑宫廷采买及皇室开销。税关法定正额赋税每年约十万两白银，而依托京师繁盛的商业贸易，其正税加各类盈余的实际征收额常年可达二三十万两，峰值突破32万两，是清代中央财政收入的重要补充。

清代官场曾流传一句戏谑之言：“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管崇文门。”足以见得这一差使在京官眼中的分量之重。据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即便是税关帮办委员这类中层差事，一年亦可获四五千两白银的收入，相较于普通京官的微薄俸禄、民间百姓的生计收入，待遇极为优厚。

崇文门还有一个别名——“酒门”。清代定制，京城城内禁止开设酒坊烧锅酿酒，京师民众消费的烧酒，全部依赖外地贩运入城。所有运酒车辆，必须绕行崇文门完税，方可进城售卖。经年累月，酒车络绎不绝，“酒门”的叫法便广为流传。每至时令鲜货上市，如黄花鱼、冬笋运抵京师，税关还会遴选上等货品进贡皇宫。这一惯例也成为税关与宫廷之间稳固的特殊利益纽带。

布政使被拦城门

崇文门税关流传最广的典故，记载于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乾隆年间，山东布政使陆耀奉诏入京陛见。作为执掌一省政务的二品大员，陆耀本以为进京朝见天子是寻常公务，不料抵达崇文门后，当即被税关胥吏拦下，强行索要高额入城货物税。

陆耀大为不解：国家税则明文规定，商税仅针对行商贩运货物征收，朝廷命官进京述职，理应无需缴纳城门商税。关吏随即援引税则旧例解释：最初《户部税则》明确官员随身行李免税，但日久弊生，不少外地官员赴京，假借“随身行李”之名，夹带大量绸缎、珍宝等货物入城贩卖，肆意逃税。为堵塞征管漏洞，税关不断收紧查验标准、扩大查验范围，久而久之形成陋规，甚至出现“虽无货亦征之矣”的乱象，即便未查获大件商品，也会强行酌情征收一笔城门规费。

不愿忍受胥吏无端勒索的陆耀，索性将全部铺盖行李留在城外，仅带一名仆人空身入城，愤然坦言：“我有身耳，何税为！”入城之后，他身无长物，只能向旧日友人借取衾褥暂住，待朝见公务全部完毕，才出城取回行李。

二品高官尚且遭遇如此刁难，赴京赶考的举子、谋生度日的市井商贩，其境遇可想而知。咸丰十一年，御史洪昌燕专门上奏，痛陈崇文门积弊：税关巡役四处盘查勒索，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屡屡遭受无端刁难，旅途奔波备受侵扰，恳请朝廷严加整饬。继位的同治皇帝随即下谕，责令税关监督严格约束差役，对赶考士子予以优待放行；同时要求将应税货物税则条文张贴于各城门公示，杜绝胥吏随意曲解税则、漫天要价。

一纸谕旨，终究难以根除数百年积习。清代文人笔记记载，彼时小商贩无奈摸索出一套变通方式：提前预估货物税额，将银两直接插在帽檐上，过关时任由胥吏自取银钱，即刻放行，以此减少口舌争执、避免无端苛索。查嗣瑮诗云：“九门征课一门专，马迹车尘互接连。内使自取花担税，朝朝插鬓掠双钱。”寥寥数语，道尽了市井小民面对税关陋规的无奈。

根据崇文门税则规定，煤炭、米粮、柴薪等民生刚需货品可免征商税；烟酒、茶叶、布匹为主要征税品类；钟表、玉器、各类舶来新奇物件，均需比照相近货品核定税额。随着市面商品迭代更新，老旧税则条文无法穷尽所有品类，这就给底层胥吏留下了极大的自由裁量与寻租空间。遇到税则未载明的新货品，胥吏便随意比照旧条目抬高税额，商贩稍有反抗，便被扣上漏税罪名，加倍罚没货物，大多只能忍气吞声、妥协退让。

制度缝隙何以滋生百年积弊

朝廷设立崇文门税关，初衷并非盘剥扰民。京师地处四方辐辏之地、万货汇聚，整合九门分散征税权力、统一征收进城落地税，核心目的是充实国库、规范商税秩序，杜绝多门重复征税、多头滥征。明代早期，崇文门所征税款多送入内府天财库，用于京城各级衙门公用开支；清代正额税款上缴户部，盈余银两兼顾宫廷开支与京城公共事务运转。

但制度运行数百年间，胥吏勒索成性、税则执行走样的弊病反复滋生、屡禁不止，根源在于三重难以调和的制度矛盾。

其一，税则条文滞后模糊，与市场发展脱节。市面商品迭代更新从未停歇，而官方税则只能被动补丁式修订。乾隆年间虽多次调整烟酒茶税率、增补十余项新品类税目，但始终无法跟上商业发展节奏。大量新兴货物无明确征税标准，胥吏得以肆意比照、随意抬价，规则漏洞催生了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其二，人事机制存在结构性漏洞。崇文门监督由王公大臣出任，一年一任、不得连任。多数监督仅挂名履职，到任后仅做象征性办公，日常事务全权交由总办、帮办委员及大量胥吏、巡役处置。上层高官坐享优厚俸禄与灰色收益，疏于日常监管；底层胥吏薪俸微薄，将税关履职视作谋利工具。上下层层包庇、形成稳固利益共同体，即便言官屡屡弹劾、皇帝频频下谕告诫，依旧“言官屡劾，谕旨屡诫，而积习如故”，弊病周而复始、无法根除。

其三，定额考核催生强制增收压力。朝廷为税关设定固定征税正额，不仅要求足额上缴正税，还硬性考核盈余银两。若税关征收不足，相关官员需自行赔补、降级问责。严苛的考核压力下，税关自上而下天然倾向于多征、重征。每逢商业萧条之年，为完成定额任务，税关便巧立名目、层层加码、额外勒索扰民。明代弘治年间，御史陈瑶便直言批评崇文门监税官员“以掊克为能，非国体”，将搜刮民财当作履职政绩，这一制度弊病自明代绵延至晚清，始终未能根治。

当然，不能将崇文门税关简单定义为纯粹敛财的机构。税关始终承担着京师落地税征管的核心职能，留存档案中，也不乏调整税率、减免民生货品税收、严查处置走私偷税行为的记录。晚清洋货大规模涌入北京，而北京并非通商口岸，面对洋商持子口税单企图入城规避落地税的诉求，崇文门税关据理力争，与外国使团反复谈判，订立专属暂行规制，坚持对运入京城城厢的洋货征收落地税，这在全国各类榷关中实属特例。

税关落幕，城门长存

清末民初，传承数百年的传统榷关制度逐步走向瓦解。民国建立后，崇文门税关改隶北洋政府财政部，税目历经多次调整，统筹征收北平商税、通县商税、工税、统税等，税则条目多达一千二百余项。随着近代海关体系成型、现代工商税收制度逐步建立，依托城门关卡征收落地税的古老征税模式，已然无法适配近代城市经济的运行规律。1930年，崇文门税关正式裁撤，存续四百余年的税关岁月就此画上句点。

回望四百余年的风云变迁，崇文门税关不仅是老北京极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符号，更是观察中国古代城市商税制度演变的重要样本。

从财政职能来看，崇文门是古代城市落地税制度的典型缩影：都城作为巨型消费市场，大量商品自外地输入，通过关口统一征收商税，将城市庞大的消费能力转化为稳定的国家财政收入。整合多门税权、统一征管模式的制度设计，初衷是规范征管秩序、杜绝滥征乱象，自有其时代合理性。

崇文门税关的兴衰起落，也深刻揭示了传统榷税制度的内在矛盾：税则追求长期稳定，商品市场却始终动态迭代；朝廷既希望税关充盈国库、增加财政收入，又要求官吏廉洁履职、不扰民生；高级官员手握监督权责，却普遍脱离实务、疏于监管，核心征税权力下沉至底层胥吏手中，一旦监督缺位、权责模糊，正规征税制度极易异化为权力勒索的工具。陆耀空身入城的典故，并非单纯的官场趣闻，而是制度异化的真实写照：当征税权力边界模糊、监管失效，即便身居官僚阶层的高级官员，也会深受其害，普通商贾与底层百姓的艰难处境，更是不言而喻。

岁月流转，崇文门城楼依旧矗立在北京城，城门榷税制度已然尘封于历史，但厘清税权边界、细化税收规则、强化权力监督、平衡财政增收与营商惠民的财税治理命题，穿越数百年时光，至今仍令人深思。

摘自：中国财经报